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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商之道

《天幕红尘》作者:豆豆 第二十一到三十章

作者:创始人 日期:2022-06-24 人气:1581
【苏言道】第二十一章自从乔治总裁接见过叶子农之后,那个场面像刻在奥布莱恩脑子里让他挥之不去,他陷人了一种情绪里,心情不是一般的不好,是很不好。他是总裁的高级顾问,高级顾问是什么角色?就是高级智囊。作为总裁最信任的人,这让他感到失职,也感到羞辱。乔治对布兰迪去柏林的结果都在意了,怎么可能对这个结果不在意呢?只是不说罢了,毕竟这不是一件让人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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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自从乔治总裁接见过叶子农之后,那个场面像刻在奥布莱恩脑子里让他挥之不去,他陷人了一种情绪里,心情不是一般的不好,是很不好。他是总裁的高级顾问,高级顾问是什么角色?就是高级智囊。作为总裁最信任的人,这让他感到失职,也感到羞辱。乔治对布兰迪去柏林的结果都在意了,怎么可能对这个结果不在意呢?只是不说罢了,毕竟这不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

  终于,这种情绪演化成了一个决定:他要做点什么。

  这天,他在办公室里把布兰迪写的《去柏林与叶子农见面的情况》重新看了一遍,叶子农让布兰迪看豆子的情形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反复看这一段,布兰迪写道:他问我连出了多少字母,我说所有的。他说不管你连出什么都是有根据的,都是真实的。他把这堆豆子画了一个圈,说这是一个“场”的世界,有多少立场就会有多少观点。他说众生是立场的、利益的、好恶的,众生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他说出离立场的观点在立场的圈子里是无法立足的,因为没有“场”可以让你立……

  奥布莱恩似乎有所触动,他想了一会儿,拿上车钥匙下楼了,他要去买豆子。这一带是商务区,附近没有针对居民生活的超市,需要开车到居民住宅集中的地段或闹市区。很快他找到了一家超市,在停车场找了个空位停好车。

  这是一座大型的超市,空间开阔而有序,购物环境舒适,顾客很多,上上下下的电梯将几层营业区连在一起。奥布莱恩站在人口处四处观望着,一时不知该去什么地方找自己需要的东西,因为平日的生活都是家人操持,所以他对购物这样的事情并不熟悉。

  一个身穿超市制服、胸前佩戴胸卡的工作人员注意到了奥布莱恩的神情,马上走过来礼貌地问:“先生,需要帮忙吗?”

  奥布莱恩说:“我需要买一些豆子,各种颜色的豆子。”

  工作人员明白了,说:“您需要的东西在食品区,请跟我来。”

  奥布莱恩跟随工作人员来到食品区,看到了一排货架上整齐摆放着各种豆子,大小包装的都有。他按布兰迪的描述同样是绿豆、红豆和黄豆各买了一小包,然后匆匆回去了。

  回到办公室,他也用水杯摇豆子,摇均匀了倒在办公桌上,静静地看这堆豆子。起初他是坐在椅子上看,后来又站起身换着角度看,一边看一边沉思,偶尔还会抽上一支烟。同样是看豆子,叶子农看的是:出离立场的观点在“场”的圈里无“场”可立。既然奥布莱恩已经知道了,他为什么还要看呢?他要看的是什么呢?

  奥布莱恩是在延续叶子农的思维,而这种延续有他自己的特定目的。他认同关于“众生是立场的、利益的、好恶的,众生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这个认识,他也认同“出离立场的观点在‘场’的圈里无‘场’可立”这个观点。假定可以把这些认识或观点作为原理米使用,那么基于这个原理,如果面对一个“出离立场”的事物,众生有多少立场和好恶就也应该有多少视角和解释,也就应该有多少反感和排斥。

  1000万美元是什么概念?在奥布莱恩看来这是一个能把绅士变成魔鬼的的价码,况且叶子农还不是绅士。如果这个价码对他不起作用,那就说明一定还有比这个价码对他更重要的东西。那是什么呢?自由!那么什么是叶子农的自由呢?就是你不在公众视野里,没有公众评价,没有公众要求,没人知道也没人在意你是谁。

  一条思路正在他脑海里游荡,由远到近,由朦胧到清晰。

  他拿出电话号码本,查到一个叫“鲍尔森”的电话,鲍尔森是他的朋友,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一起工作过11年,是位亚洲问题专家,对中国的历史、文化非常了解。

  拨通电话,奥布莱恩说:“是鲍尔森吗?你好!”

  电话那头的鲍尔森说:“噢,是奥布莱恩,你好!你好!”

  奥布莱恩说:“你是中国问题专家,向你请教个问题。”

  鲍尔森说:“你说。”

  奥布莱恩说:“中国的‘老百姓’这个称呼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对军人和官员以外的普通民众的通俗叫法,就是平民的意思。”

  鲍尔森说:“是的,是这个意思,很准确。”

  奥布莱恩说:“哦,那我就知道了。打扰你了,谢谢!”

  挂了电话,他接着又往公司公共关系部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女士。奥布莱恩说:“请帮我查一下,迪拉诺公司有史以来都对哪些社会团体有过3次以上的大额捐助,是3次以上的,大额。把这些名单统计出来,打印一份马上送来。”

  女士回答:“好的,请您稍等。”放下电话,他把桌上的豆子收起来,从笔筒里拿出一支铅笔在纸上停顿,显然是想写点什么,想了想写下一行字:这个人只要一不是老百姓,就算完了。

  刚刚写下这行字,他马上把这张纸塞进旁边的碎纸机里销毁了。

  奥布莱恩索要的捐助资料都在公共关系部的计算机里,只需输人相关指令就可按指定分类调取,这份打印好的资料很快就送米丁,共有4页纸,迪拉诺公司自1951年至今捐助过3次以上的社会团体名单都在上面了,涉及宗教、政治、教育、慈善、公益等领域,对捐助的时间、金额、经办人、程序都有记录。

  粗略看了一遍,他把目光停留在一个政治组织的名字上:NRG世界民主联盟。这是一个国际性组织,资料显示,迪拉诺公司在40年里曾11次资助过该组织,平均4年就有一次捐助,捐助总额超过6000万美元,其中最近的一次捐助就发生在3个月之前,也就是今年8月,捐助额度是1000万美元。在对NRG世界民主联盟的11次捐助中,时机大多与美国大选或重大国际事件有关,例如今年8月正是莫斯科政局严重动荡时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迪拉诺公司的政治表态与经济利益的关系。

  奥布莱恩对NRG世界民主联盟是比较了解的,他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的几十年里与该联盟的历届时任首脑都曾有过接触。NRG世界民主联盟在联合国非政府组织的年度大会上连续多次提出针对中国的人权提案,被中国政府斥为反华人权提案。中国政府视NRG世界民主联盟为反华政治势力,也屡次挫败该联盟针对中国的人权提案。

  奥布莱恩用铅笔在“NRG世界民主联盟”这个名字后面打了一个问号,考虑了一会儿又在问号上打了一个叉,随后把这4页纸也塞进碎纸机销毁了。NRG联盟的条件符合奥布莱恩对规定角色的需要:1.NRG联盟与中国政府之间高度敌对、敏感和不信任。2.在可以帮忙的范围内,NRG联盟不可以拒绝他。

  长时间的连续思考让他感到脑子很疲劳,甚至有些头痛,思维也变得迟缓了。毕竟是在脑子里推演,各种条件与各种因果关系纷纷杂杂搅在一起,想着这个就漏掉了那个。他把这种现象归咎为自己老了,脑子不好使了。这让他想到了多米诺骨牌,用骨牌做沙盘推演形象直观,条件设置不会混淆,比较容易把各种因果梳理清晰。

  于是他再次下楼,再次去了买豆子的那家超市。这次他直接去了导购服务台,询问买多米诺骨牌和不干胶贴纸在什么地方,导购小姐告诉他多米诺骨牌在儿童玩具区,不干胶标签贴纸在文具区,并且详细告诉他物品所在的楼层、方位。多米诺骨牌的种类很多,他挑了一种高级纯木的买了一盒,因为服务员说这种木质的声音好听。不干胶标签贴纸他选的是可以写字的那种,每片贴纸的尺寸比骨牌小一点。

  奥布莱恩回到总部大楼的时候正值公司下班时间,大家都往外走,他往里去。进了办公室他先在桌上摆了20多张骨牌,骨牌约6厘米高、4厘米宽、1厘米厚,比国际比赛常用的骨牌尺寸大一些,原木色的,黑里透红,手感很滑润。他轻轻推倒第一张,后面的“哗啦啦”都倒了,声音果然好听,这让他很愉快。

  他在不干胶贴纸上写了一个“NRG公告,叶担任德国NRG高层职务”的标签,揭下贴到一张骨牌上。

  他分析:叶子农来自革命家庭,是将军的儿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家,这样身份的人如果被公告担任反华组织的高层职务,无疑会有对中国不利的政治影响,北京方面一定不会坐视不理。因为在国家利益可能受到损害这个问题上,不管你是美国的、中国的、法国的,任何国家的反应都一样。那么北京方面会做出什么反应呢?最直接、最有效、也是最稳妥的方法就是以布达佩斯劳务涉嫌特大偷渡刑事传唤叶子农,然后静观事态发展,无论叶子农是否回国应讯,也无论出现什么变数,都保留较大的进退余地。

  于是奥布莱恩又在不干胶贴纸上写了一个“涉嫌特大偷渡—刑事传唤”的标签,揭下来贴了第二张骨牌。

  如果将刑事传唤看做是一个节点,那么节点后面的变化就复杂了。叶子农可以选择回国应讯,也可以就势加人NRG联盟,也可以选择被迪拉诺公司接受。回国应讯可能被限制出境或定罪,也可能公开揭露所谓“真相”。拒不回国应讯可能会被德国政府出于外交压力驱逐出境,也可能被NRG联盟调动职务进入纽约总部……每个选择里都有变数,每一个变数又会引发一连串的变数,都会带来不一样的后果。

  无论有多少变数,有一条是不可改变了:叶子农再想过“没人在意你是谁”的日子是不可能了,他将成为“知名”人物,必须选择,必须表态。既然出离立场的观点在场的圈里无场可立,那么奥布莱恩要做的,就是将叶子农一把扔进“场”的圈子。

  之后他又写了第三张:NRG联盟道歉。第四张:北京方面的表态。第五张:媒体猜测版本。第六张:被德国移民局驱逐出境。第七张:迪拉诺公司提供帮助……奥布莱恩一共贴了30多张骨牌,推断了3种可能的结果,其中他最希望看到的是叶子农屈服了,从NRG世界民主联盟过渡到迪拉诺公司。他把30多张骨牌按因果关系和不同走向依次码好,轻轻推倒与着“NRG公告,叶担任德国NRG高层职务”的第一张,后面的骨牌从点到面哗啦啦倒了一片,声音因为贴纸比刚才沉闷了点,但依然不失清脆,还是那么好听。一张,只需小小的一张,就启动了一条社会能量的因果链。

  奥布莱恩拿起第一张骨牌看了看,心里自嘲了一句:原来如此简单!

  凯勒,NRG世界民主联盟主席,52岁,美国人。

  NRG世界民主联盟创建于1941年,由3个分别来自苏联、德国、奥地利的反战人士在纽约发起成立,NRG是这3个发起人名字的第一个英文字母的组合,以区别其他名称相近的社会团体。NRG联盟发展很快,对世界反法西斯运动起到了积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苏进入冷战时期,NRG联盟也随之出现分化,苏联、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民主德国等国家退出NRG联盟,更名“NRG世界民主联合大会”,总部设在莫斯科。NRG世界民主联盟的分支机构遍布很多国家,哪个分部就以哪个国家的名字做前缀,比如设在德国的分部,就叫“德国NRG世界民主联盟”。NRG联盟有自己的报纸和广播电视,主张民主、自由,在国际社会有一定影响。

  凯勒原定周末去纽约北郊钓鱼,他在哈德逊河岸边有一幢老房子,平时住在曼哈顿,一有时间他就独自去老房子钓鱼,与其说他喜欢独自钓鱼,不如说他喜欢一个人思考。接到奥布莱恩约谈的电话之后,考虑到奥布莱恩提出的“私人谈话”的要求,凯勒把这次谈话安排在周末,地点就在他北郊的老房子。假期在老房子会客,这在凯勒是不多见的,这不仅因为奥布莱恩是特殊人物,也是因为奥布莱恩的迪拉诺公司背景。其实他们两人并不熟悉,只是相互知道对方而已。迪拉诺公司与NRG联盟虽有接触,甚至刚刚发生在几个月前的大额资金捐助,但是这些都属于迪拉诺公司的职能事务,而奥布莱恩只对具有决策性和方向性的重大事项对总裁一人提出意见,不像在中央情报局时与政治组织经常接触。

  星期六上午,奥布莱恩如约驶往纽约北郊,凯勒在约定的路口迎接,车子拐进路口没多远就到了那幢老房子。今天的天气很好,阳光透过红彤彤的树叶斑斑点点酒落在草地上,寒冷的气温也明显升高丁几度。一幢还不能称之为别墅的老房子竖立在一片树丛中,房前几十米就是缓缓流淌的哈德逊河,河水在阳光照射下泛着幽幽的金光。

  房子里暖融融的,墙上的电子温度计显示是21℃,暖气管里发出轻微的流水声。这里的房子很分散,没有集中供暖设施,都是各家各户自己供暖。凯勒请客人落座,然后从厨房端来两杯咖啡,这场谈话就从这里开始了。

  凯勒客气地问:“我能帮您做什么呢?”

  奥布莱恩打开公文包,拿出所有与叶子农有关的材料递给凯勒,说:“你先把这些材料看看,内容不是很多,一会儿就看完了。我去钓鱼,你看完了我们再谈。”

  凯勒说:“好的,你稍等。”凯勒拿来一堆渔具,钓竿、抄网、水桶、折叠凳子一应俱全,还有钓鱼帽子、手套和一件加厚的半大风衣,说:“你就在门口钓吧,别走太远,这个季节不容易钓到鱼了。”

  奥布莱恩问:“有炭吗?”

  凯勒说:“有,什么都有。”

  奥布莱恩笑笑说:“那你就等着吃烤鱼吧,钓鱼我可是老手。奥布莱恩全副武装去了河边,凯勒留在屋里看资料。

  奥布莱恩选了一处向阳背风的水域下了3支钓竿,然后点上一支烟悠然地等鱼上钩。钓了一个多小时,他还真钓上来了两条鱼。

  凯勒拎着一个折叠凳走过来,笑着问:“钓到了吗?”

  奥布莱恩得意地说:“两条。”

  凯勒看了看水桶里的鱼说:“太小,不够吃的。”

  奥布莱恩的心思不在钓鱼上,站起身说:“看完了?那我们回屋里谈吧。”

  凯勒放下凳子说:“在这里谈不是很好吗?你看,多好的天气。再钓一会儿,运气好的话就可以吃烤鱼了。”

  奥布莱恩又坐回去,问:“看完材料什么感觉?”

  凯勒说:“是个人才。”奥布莱恩把乔治接见叶子农的经过大致讲了一遍。

  凯勒听完后沉思了一会儿,说:“还没出题叶子农就已经断定乔治错了,也就是说凡是以推导叶子农应该签字的任何出题都是错的。这个……我要想想。”

  奥布莱恩说:“他完全可以先看题后拿钱的,但是他没有,这对乔治很不礼貌。”

  凯勒说:“乔治的开价已经很高了,这种人的思维也不是谁能轻易说服谁的,只能是各自观点的存在。我想,我帮不了你什么。”

  奥布莱恩说:“我想知道,分部主席对所辖机构的人事任免都有哪些权力?”

  凯勒回答:“对副主席以下的部长、干事可以直接任免,报送总部备案。”

  奥布莱恩点了点头说:“干事小了点,部长合适。”

  凯勒问:“你指谁?叶子农吗?”

  奥布莱恩说:“我有个故事希望你有兴趣听听。”

  凯勒说:“不必客气,你说。”

  奥布莱恩说:“有一天,凯勒在一个偶然的场合遇见了奥布莱恩,可能是个酒会,也可能是个生日聚会,一切都是偶然的。奥布莱恩在闲聊时提到了一个叫叶子农的人,说那是个人才。凯勒很感兴趣,就向奥布莱恩索要这个人的资料,发现果然是个人才,德国分部就去考察、争取,答应给他一个部长职位,请他考虑。但这时出了一点瑕疵,分部以为叶子农一定会愿意投身民主事业,就随其他人事任免一起报请总部备案了,认为只是个补办手续的问题。纽约总部不知道任命程序有瑕疵,随即当普通新闻登报了。中共也随即做出反应,以布达佩斯劳务涉嫌特大偷渡对叶子农发出刑事传唤。纽约总部调查事件真相需要时间,叶子农在这期间有可能回国应讯,NRG联盟在叶子农抵达北京之前公开发表致歉声明,说明事件真相,对德国分部的工作瑕疵提出批评,对叶子农先生表示道歉。”

  凯勒问:“完了?”

  奥布莱恩说:“完了,就这些。我认为这对NRG联盟不构成太大损失,网罗人才是很正常的事,只是工作上有一点瑕疵。我指的这是真相,而事实上外界是不会这么看的,会有很多解释的版本,真瑕疵也会被读成美丽的花朵。”

  凯勒问:“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奥布莱恩说:“我也给他出道题,看看这道题他怎么答。”

  凯勒说:“不明白,这算什么题呢?”

  奥布莱恩随手捡了一根干树枝,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圈,在圆圈的边上画了一条线,用树枝比划着说:“这是一个界,过了这个界就是立场的圈子。我同意叶子农的观点,众生是立场的、利益的、好恶的,众生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出离立场的观点在立场的圈里是没地方立足的。这个事件将把他推到立场的圈里,让他必须出名,必须表态。当名利对他不起作用的时候,说明一定还有比名利对他更重要的东西,就是自由。不同的人,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没人在意,就是他的自由。他很明白,众生的口水天生就是用来淹死人的。那就让我们看看吧,那时候支配他的是真理?还是迪拉诺给他准备的自由?”

  凯勒在思考,什么也没说。

  奥布莱恩说:“叶子农喜欢用‘众生’这个词,我也喜欢这个词。发明这个词的人真了不起,他把人民、民众这些惹不起的称呼全过滤掉了,用觉者和众生来划分。”

  凯勒考虑了一会儿,问:“我该怎么理解现在的谈话呢?是迪拉诺公司?还是乔治总裁的意思?或者是你个人?该怎么理解迪拉诺给叶子农准备的自由呢?”

  奥布莱恩说:“这个人的脑子是够使的,只要NRG联盟一跟他接触,他就知道后面要发生什么了。美国与中国的国情是不一样的,中国人的风俗、观念是他们在那块土地上生活了几千年积淀出来的,几乎是一统文化。美国是移民国家,只有两百年历史,纽约更是一座移民大都会,各种肤色、信仰汇集一起,同样是公众人物,它的包容性要比古老的中国宽容得多。再者,政论片会让他在美国受欢迎,刑事传唤会让他在中国受非议。叶子农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根本不让任命部长的事件发生,他知道谁要跟他交朋友。至于你怎么理解现在的谈话,这取决于将来的结果,如果是乐观的结果,现在就是公司行为,否则就是我个人擅自倚仗公司背景的不当行为。仅我个人,我是没资格以这样的事由来找你的。”

  凯勒说:“也就是说,乔治不知道。”

  奥布莱恩说:“接见叶子农这件事对于乔治已经过去了,这是总裁的分寸。我拿了总裁顾问的薪水,就要尽总裁顾问的职责,这是我的分寸。”说话间水面上的鱼漂动了。凯勒非常娴熟地提起钓竿,钓上来一条一斤多重的鱼,但是并没有喜悦,只是把鱼放进了桶里,显然谈话内容对他的心情有影响。

  奥布莱恩见凯勒已经没有钓鱼的兴致了,就说:“收吧,去弄点吃的。”

  凯勒意识到了自己的情绪不对,马上调整状志,笑着说:“好的,该吃饭了。”

  两人收了渔具回到屋子,奥布莱恩洗鱼,凯勒则去准备木炭、炉子、调料,在院子里生起火来,气氛逐渐变得轻松,不像刚才那么肃然了。鱼显然是不够吃的,凯勒还准备了一些火腿肠、面包片之类的熟食,都堆在一张圆桌上。凯勒把鱼烤上,去屋里拿来一瓶红酒和两个杯子,两人就站在烤炉旁边一边烤鱼一边喝酒。

  凯勒问:“你肯定北京方面一定会采取刑事传唤的方式吗?”

  奥布莱恩说:“不能肯定,也许会先找他谈话,但不恰当。如果我是处置这个事件的中共官员,我一定会选择刑事传唤。”

  凯勒问:“为什么?”

  奥布莱恩说:“红川警方立案在先,有没有政治事件都要查的,急办缓办是由警力和个案情况决定的,并无不当。根据假想有利的原则,假想叶子农是自愿加入比假想他不知情要有利,如果先找他谈话,一旦谈话无效,再下刑事传唤就有政治迫害之嫌了。传唤本来就是由他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况且传唤不是逮捕,更不是定罪,只要到案说明事实就可以了。警方还能因‘传唤’得对他采取限制出境的选择余地。如果他拒不回国应讯,那他就得一直背着涉嫌犯罪的名声,也就昭示NRG联盟任命的是涉嫌特大偷渡案的犯罪嫌疑人,就降低了该事件的政治公信力,在这个基础上再通过外交途径争取引渡,是最稳妥的程序。”

  凯勒说:“如果他真有犯罪,NRG联盟居然任命一个刑事罪犯任部长,国际社会将会怎么评价?虽然中德没有签订引渡条约,但北京方面通过外交途径引渡是完全可能的。……总之会有很多种可能,你知道,NRG联盟是不愿意给分部所在国找麻烦的。”

  奥布莱恩说:“柏林当局不必引渡,也不必立即驱逐,只要不再给他签证就行了,谈不上麻烦。要说找麻烦,NRG联盟在各国设立分部本身就是给所在国找麻烦,你要扩大政治影响,甚至能左右一部分选票,怎么会没麻烦呢?至于叶子农有没有罪,从布兰迪提供的资料上看他是无罪的,如果他不回国应讯也最多就是个悬案,但这些都不重要,只要NRG联盟发表个道歉声明就完事了,是道歉?还是营救?在政治问题上,人们已经习惯了‘没那么简单’的固化思维。相信吧,民众是有无限想象力的,你会看到很多版本,比如营救说、政治蓄谋说、价码太低说……中共说中共的,你们说你们的,民众说民众的,各说其说。众生是什么?是起哄的、群动的,是羊。牧师是干什么的?是放羊的。宗教有宗教的牧师,政治有政治的牧师,牧师不管你是绵羊还是山羊,也不管你是站在上帝的右边还是左边。”

  凯勒看着奥布莱恩的眼睛,沉静地说:“奥布莱恩,你让我觉得可怕。”

  奥布莱恩说:“我不可怕,我只是遵守群居社会的规则。”

  凯勒说:“你蔑视民主,你让我有一种被胁迫的感觉。你把政治当牌打了,确切地说你把我们联盟当牌打了。”

  奥布莱恩说:“我要纠正一下,我是来求助的,你可以拒绝,只要你不告诉别人,就不会有任何人知道我跟你谈过什么,丝毫不影响你与乔治或迪拉诺与NRG联盟的交往。我对主义没兴趣,什么主义能让美国人赚钱就上什么主义。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你打算让一部分人举左手还是举右手,所以别跟我谈民主。什么时候你牙疼了,不是由牙医而是由投票来决定你拔哪颗牙,那时候我们再来谈民主。”

  凯勒沉默了好久,说:“你这么费心思,可也许这个人已经失踪了,他应该想到这事可能还没完,可以先回中国找个地方躲起来,不必非要留在柏林。”

  奥布莱恩说:“1.那就不是他了。2.那他也就不过如此了,也就不值得为这种货色费心思了。其实我理解他,那不是讲不讲礼貌的问题,是他认为的那个真理让他没选择。但我还是想让他知道,要懂礼貌。”

  凯勒无语了。

第二十二章

  寒假过后开课的第一天,方迪还没有完全进人状态,下午在小礼堂听了一场由一位日本教授主讲的二战之后日本经济的发展,4点多就下课了,她没回住处,带着预先准备好的资料开车去了老九面王餐馆。寒假虽然过去了,但冬天还没过去,天空飘着零星的雪花,车子隔一会儿就要开一下雨刮,路面湿流辘的打滑,车速很慢。

  到了餐馆,万迪远远看见老九和几个人站在餐馆门口说着什么,时而还对着门头指指点点做一些手势,显然是在商量装修门面的事。老九看见方迪的车了,招了招手,跟其中一人交代了几句,就朝车子走去。

  方迪下车,拎着一只包,寒暄道:“九哥。”

  老九笑着说:“寒假以为你会来呢,给你找了一堆活儿,结果没人了,一打听才知道你回国了,也不打个招呼,早知道还能托你办点事呢。”

  方迪歉意地说:“那会儿我还没准备好,不知道怎么跟九哥谈。这两天学校忙,今天刚开课,这不刚下课就来了嘛。九哥要是不忙,我有点事想说说。”

  老九说:“那到办公室吧。”

  来到办公室,方迪看到没了电脑和电话的办公桌显得空荡荡的,她在桌子的侧面拉过一把椅子坐下,从包里拿出一张电脑打印好的纸递给老九。

  老九接过问:“这是什么?”

  方迪说:“这是我对老九禅面的认识,算一个小总结吧,也是给论文准备素材,九哥先看看有什么问题,不对的地方给指点一下。”文字内容占了不到两张A4纸,老九认真地看,全部内容是——市场竞争的一般规律就是质量、价格,就这么简单。

  老九禅面作为一个符号、一个标识,从观念上说就是“见路不走”的思想认识,悟到了无所住的真相,祛除妄念,不唯经验、教条,走因果,走条件的可能。从实践上说就是悟到了如何把一碗手擀面以更有竞争优势的成本无损复制而可能乘以最大市场系数。手擀面为什么比机器面好吃?因为机器面是死的,手擀面是活的。当然内行人会有更专业的解释,而本质还是面质死与活的问题。很多餐馆不缺乏做出一碗好面的手艺,但是稳定一碗面的质量就困难了,和面、杠子压面、擀面、切面对体力和技术都有要求,生意小了养不住擀面师,生意大了擀面师忙不过来,擀面师的情绪、身体状态等人为因素讨面条质量都有影响,擀面师的更换、流动对面条质量更有影响,而对于顾客,只要他有一次吃得不满意就足以否定你,并且口口相传,不会因为你解释原因就给你机会。如果有一台机器能完全模拟杠子压面、擀面、切面,制定出一套精确的操作流程,降低体力和技术门槛,那么任何一个普通人只要按照规程操作,就都可以做出合格的面条,餐馆就能从对擀面师的依赖解脱出来,转化为只需要普通操作工而不是技师,解决了质量稳定的问题和产量可无限大的问题,降低了工资成本,为低成本无损复制准备了基础条件。

  所谓无损复制,就是指没有任何质量损失的产品复制。在一碗手擀面的质量里,汤和卤又是一个重要条件,决定着味、色、形。任意选材可以把汤卤做得很好,但没有意义,汤卤的原材料选择必须具有普遍性和四季性,必须是通用材料,才有可能做到无损复制。汤卤的无损复制与面条是同样的道理,不允许有厨师,不允许厨师的风格和其他人为因素对汤卤的同一性有影响,只允许有普通操作工,并且工资成本又降低了一块。

  菜品的无损复制同理,餐馆的厨房只是对半成品按照操作流程,再加工,不允许有个性手艺和理解,不需要厨师的技术、悟性,只需要准确地重复机械性操作。菜品的确定是由决策层的综合判断和.试验决定的,调整、改进是决策层的职能,是核心技术和核心机密,餐馆和连锁店只是核心技术实现最大市场系数的系统和工具。为了保证半成品供应的同一性、半成品生产的专业性,为了最大限度简化厨房工序、减少厨房场地、扩大营业面积、降低经营成本,为了加盟连锁的可操作性,同时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商业保密,半成品生产与餐馆要完全隔离,互不发生有机性协作,半成品生产要建立在合适距离和运输路线的廉价地段,内部独立核算,商品化许可对象供应,由公司统一管理,既是半成品生产基地,也是新产品开发基地,产品开发由决策层保密操作。不允许有擀面师、汤卤师和厨师,半成品生产基地与餐馆分离,这些不仅仅是为了降低成本,也不仅仅是无损复制的需要,当理念是你的,品牌是你的,核心技术是你的,决策权是你的,生产、经营体系是你的,你就更容易能够形成一个拳头、一个意志,更容易在竞争中获得一点优势,而这点“优势”体现在市场就是钱,就是人家逐利加盟你的原劝力。

关于加盟店,不设置加盟费和品牌使用费,不靠那个挣钱,是以可复制、无风险、能让加盟者稳稳赚到钱而扩张市场,靠调动市场资源,靠与众多加盟者一起挣钱,体现在半成品供应价格上,分为有限数量的保本供应价与无限数量的分账供应价。虽然让加盟者无市场风险,但对加盟者的综合条件有要求,获得加盟的机会很困难。这个“老九禅面”的设计从最根本上说并不是靠自己的一个店赚钱,是设计一个利益链调动市场资源,从这些资源产生的爆炸性扩张中获得利益。

  老九禅面是什么?不是新鲜理论,不是什么高招,是根据条件和创造条件,是找到竞争优势的原理,老老实实遵循市场规律。如果你比洋快餐更快、更好、更符合中国国情,价格更有优势,你没有失败的道理。

  老九看完,赞许地说:“好,好,就是这个意思。”

  方迪说:“这次回北京我找到个车床师傅,人家答应给做模拟手擀面机,我来之前已经做出来个雏形了,据雷师傅说技术上没什么难度,只是个时间问题。”

  老九吃惊地说:“哟,你都已经行动了,该打个招呼啊,做机器要花钱的。”

  方迪没接“钱”的话题,继续自己的思路,说:“我把北京比较知名的面馆情况大体摸了摸,做了一个调查表,也许九哥有用。”说着,她拿出调查表交给老九。

  老九看了一下,说:“有用,这个当然有用。”

  方迪说:“我还有几个月就毕业了,马上面临就业问题。直截了当吧,如果老九禅面这项目在北京扎摊子,我希望能争取到跟九哥合作的机会,是合作,不是打工。”

  老九惊讶地半天说不出话,沉默了许久才不解地问了一句:“为啥?”

  方迪平静地回答:“来钱快。”

  老九问:“就这?”

  方迪说:“天!这还不够吗?”

  老九说:“九哥实心眼,不说玩笑话的。”

  方迪说:“我也实心眼,也不说玩笑话的。”

  老九说:“你不是想去电视台当节目主持人吗?”

  方迪说:“就算能当上,现在我也选择老九禅面,那个能小康,这个能发财。北京至少能开20个连锁店,如果能在中困10个人城市都开连锁店,我就是富翁。我相信老九禅面能做到,而且不需要很长时间,干几年就够我活一辈子了。”

  老九说:“不一样,这又回到了秦始皇的那个问题。”

  方迪说:“正是那个问题我才好像明白了点什么,我干吗非要从比谁强里找快乐呢?又干吗非要从比谁差里找折磨呢?我现在才知道清静有多奢侈,除了有饭吃还得有平常心,那就先解决吃饭问题,平常心留着以后再说。”

  老九说:“那……就算合作,怎么合作呢?”

  方迪说:“在北京开公司,股份平分,出资各一半,九哥负责全局和产品开发,我负责日常管理和市场扩张。公司以滚动形式发展,不得以资本能力压迫一方。”

  老九问:“你能出资多少?”

  方迪说:“国家对留学生回国创业有扶持政策,加上杂七杂八的关系,我能报到200万贷款这个数,再多就不敢了。”

  老九又问:“我要是不同意呢?”

  方迪说:“那我就自己单干了,钱少有钱少的干法。模拟手工压面机定型以后,我送给九哥一台,略表歉意,毕竟见路不走和老九禅面的理念是从九哥这里学来的,一种被认为正确的观念一旦印到脑子里,不是谁拿块砂纸就能打磨掉的,我只能表示歉意。我的实习申请已经报上去两个月了,正常情况下应该快批下来了,如果不能合作,我来餐馆实习显然就不合时宜了,我会跟导师解释做个调整。”

  老九想了一会儿,说:“给我点时间,好吗?”

  方迪说:“那当然。”

第二十三章

  夜晚,柏林的天空飘起了小雪,整座城市没什么风,细小轻柔的碎雪在夜空里就这样悠然地飘落,路面和树枝都落上了一层薄薄的雪,让人觉得清新和惬意。

  叶子农去一家韩国餐馆吃石锅拌饭了,吃完饭回家,汽车开到路边的车位停下,看见前边停着的车里下来一个人,朝他这边走来。他没在意,却发现这人在他车边站下了,等着他开门下车,显然是冲着他来的。他拔掉车钥匙,下车,下意识地看了看,这个人穿着一件黑色皮衣,敞怀,身材清瘦,40多岁的样子。

  这人讲德语,说:“叶先生,我是沃尔斯,等您好长时间了。”

  叶子农一听这人直呼他的姓,有些疑惑,说:“我不认识您。有事吗?”

  沃尔斯说:“我是德国NRG世界民主联盟常务副主席,我想和您谈谈。”

  常务副主席通常就是第一副主席的意思,是仅次于主席的第二把手。叶子农多少知道一点NRG世界民主联盟这个组织,德国NRG世界民主联盟常务副主席的职位在政治圈子也是有身份的角色,怎么会在马路边长时间地等一个一文不名的平常人呢?而他们又是怎么知道自己的呢?他心里隐隐地联想到了纽约,那场在乔治办公室的不愉快。

  叶子农问:“谈什么?”

  沃尔斯说:“就是谈谈,不会占您很长时间。”

  叶子农把车钥匙放进口袋,点上一支烟说:“那就谈吧。”

  沃尔斯说:“您不介意的话,可以去我办公室谈,也可以去您家里。”

  叶子农身边不到10米的地方就有一家咖啡馆,于是说:“就这家咖啡馆吧。”

  沃尔斯说:“可以。”

  这是一家名叫“格林威尔”的咖啡馆,老板是利比里亚人,格林威尔是利比里亚的一个海岸城市。咖啡馆不大,装饰也很简单,甚至可以说是简陋,来这里光顾的客人基本都是附近的穷人,因为这里是贫民区,居住的大多是东欧和非洲移民过来的穷人。进了咖啡馆,沃尔斯选了一张最角落的桌子,拐角的两侧都靠墙,周围也没顾客,零零散散的几个顾客都坐在临街靠窗的位置,便于观看窗外的雪景。叶子农不喜欢甜食,平时极少喝咖啡,算不上这里的熟客。两人坐下,要了两杯咖啡。

  沃尔斯说:“您在纽约见过奥布莱恩先生,他是总裁高级顾问,退休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分析专家。凯勒先生是NRG世界民主联盟主席,跟奥布莱恩先生是朋友。在一次酒会上,奥布莱恩跟人聊天提到了您,说您是难得的人才,也聊了几句您的故事,当时凯勒和其他人都在场。能被奥布莱恩称为人才是不容易的,而您的专长也正是NRG联盟所需要的人才,凯勒主席注意到了这些。我们花了一点时间了解您,对您的评价是肯定的。”时间、地点、人物、故事缘由……都有了,一切都是偶然的、不经意的,一切都经得起事买查证而无可厚非。当叶子农这个名字与NRG联盟联系在一起的时候,甚至叶辉将军的儿子成为NRG联盟骨干的时候,他就被推进政治旋涡了,各种猜疑、评论、非议……会一并而来,他的平静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从此就没了。

  他心里闪过了一句话:这招儿真他妈够阴的!

  叶子农平静地注视着沃尔斯,脑子里在判断:沃尔斯只是个前台执行者,不该他知道的他是不会知道的,这个角色不可能完全了解内幕,即使他个人对这事有疑问,也只能心存疑问地执行下去,因为没有人可以给他一个解。跟这个人是不能较真的,也说不着,如果接受这是纽约那场不愉快的延续,就不要为难这个必经程序的执行者。

  叶子农平淡地说:“明白了,您这是代表组织对我考察。”

  沃尔斯笑笑,说:“我能向您提几个问题吗?”

  叶子农说:“您请。”

  沃尔斯说:“您对民主是怎么看的?我想听听您的见解。”

  叶子农说:“我只见了,没解。民主有那么多说法,尺子一大堆,该拿哪把量呢?各自量能量出一堆真理,相互量能量出一堆伪命题,也就无所谓对错了,都各自揣着吧。这又不是货币兑换,有个汇率还能换算换算。”

  沃尔斯说:“看来您不想谈这个话题。”

  叶子农说:“没个定义,怎么解呢?解什么呢?”

  沃尔斯说:“民主就是权利平等的思想。”

  叶子农说:“不管您这个主是主仆还是主次,总之是主了。既然都主了,咱就别说什么平等了,已经没地儿搁了。好,这算是抠字眼,那您这个权是什么权呢?是发言权?还是决定权?都发言听谁的?都决定听谁的?说来说去还是数人头。简单的数人头与不是简单的数人头,有什么质的不同吗?数人头就是民主吗?”

  沃尔斯说:“我给您一个假定权,假定由您来定义民主,您会怎么定义?”

  叶子农说:“您给我个假定权我也不敢定义,没这个能力。以前我还有点看法,后来就越看越糊涂了,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民主了。”

  沃尔斯说:“您以前怎么看?”

  叶子农说:“以前我认为民主是家天下历史条件的产物,是主仆的思维,民天下之后的民主是一个头上安头的伪命题,真正的民主是不缘起民主命题的民主,主仆关系与人民的根本利益所能允许的公民基本权利是两码事。凡是国家所有权属于人民的,就是民主。凡是人民的意志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就是好民主。”

  沃尔斯思索了片刻,说:“我想请您解释一下您所说的家天下和民天下。”

  叶子农说:“过去国家是皇帝他们家的,叫家天下,皇为主,民为仆,人民都是皇帝的子民。民主不是谁给谁发福利,是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挣脱皇权制度束缚的历史必然,是利益要求,是根本利益的转移。如果民主是民天下取代家天下,那么家天下的消亡既是民天下的实现,同时也是民天下历史诉求的消亡。”

  沃尔斯说:“党天下,官天下,民还是仆,就不需要民主了吗?”

  叶子农说:“这也是一个伪命题,不仅是主仆的思维,而且是斗争的思维。民天下基础上的管理方法不属于民不民主的判断,属于科不科学、有不有效的判断,不是一个范畴的问题。授权在人民,人民是给自己的利益选择执行者,不是给自己选择天敌。”

  沃尔斯以一个考察者的姿态沉思了一会儿,说:“嗯,这也是一种观点。”他平静地喝了一小口咖啡,又说,“再一个问题,您对NRG民主联盟是怎么看的?”

  叶子农说:“我对贵联盟了解不多,仅我接触到的资料,NRG联盟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过自己的贡献,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誉。但是战后贵联盟的某些做法就不那么容易评价了,至少我个人不是很赞成。”

  沃尔斯说:“您是指针对中国的人权提案吗?”

  叶子农说:“包括这个,不特指跟中国有关的。民主就是一服再好的药,您也得卖给对症的人,您不能不管人家有病没病,也不管人家得的是什么病,逢人都开这服药。如果贵联盟是以售药为己任,那基本就是个野郎中了。”

  沃尔斯问:“什么是野郎中?”

  叶子农说:“就是不靠谱的医生。”

  沃尔斯明白了野郎中的意思,说:“民主是人类的理想。”

  叶子农说:“有很多人前脚揣上民主,后脚就去烧香磕头了,就去做礼拜了,他还是要给自己再找个主,就像英国保留了王室,日本保留了天皇,人民需要,国情需要,尊重人民的传统、感情,正视各国的民族、地理和发展水平,这才像个民主。用自己的民主去否定别人的民主,这本身就不民主,都一刀切了还谈什么民主?您是为您的民主的,人民是为过好日子的,您的需要有没有可能取代社会发展条件的需要?不可能嘛,什么民主能让人民过好日子,人民才需要什么民主。社会已经发展到不是皇权与子民的非此即彼了,已经发展到科学管理的时代了,如果还拿皇权与子民的思维去揣度科学的、尊重人性的管理,那就不是民主了,就是扣帽子、打棍子,就是跟人民过不去了。”

  沃尔斯一直做着认真倾听的神态,偶尔点下头表示同意,偶尔微笑一下表示尊重,等叶子农讲完了,他脸上呈现出满意的表情,说:“不能否认两大阵营对联盟有影响,但联盟致力于推动民主进步的宗旨是不会改变的。联盟需要多元的声音,特别是需要像您这样有见解的人士,而这个伟大的事业也会成就您最有意义的人生。我可以向您透露一点,我们拟定请您担任德国NRG联盟政治部长。你知道,联盟虽然是国际组织,但各国分部的高层职位一般还是由所在国的人担任,只有少数特例,而您就是少数特例之一。”

  叶子农说:“我连民主是什么都不知道,不可能去民主联盟混事。”

  沃尔斯说:“您的不知道是知道得太多的不知道,不是不知道的不知道。您不必马上做出答复,请您平静地考虑一段时间,我们相信您最终会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也会进一步表达更能让您信服的诚意。”

  沃尔斯的话表面都是官话,却暗隐含意。“您不必马上答复”,就是不承认叶子农拒绝加人NRG联盟的事实。“您最终会做出正确的决定”,就是他们将把叶子农加人NRG联盟当做事实来认定。“进一步表达诚意”,就是包括各种可能的方式。

  叶子农说:“不用再表达了,程序走得差不多就行了。我恭恭敬敬说了那么多您根本不感兴趣的话,已经很配合了,剩下的直接来吧。叶子农的话也很明白,就是告诉沃尔斯:你只是个前台执行者,幕后的事我跟你是说不着的。我没有为难你,配合你走了这个过场,是个意思就行了。

  沃尔斯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尴尬,友善地微笑了一下,说:“我下面的话将不会出现在记录里。我不想知道您之前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得说,您很绅士。”

第二十四章

  纽约圣尼耶尔大学商学院的一间教室里,一位中年教授在讲企业成本管理,讲的是美国一家纺织企业向中东国家出口布匹的案例。方迪坐在后排听课,不时做着笔记。

  教授讲道:“不同的产品质量构成不同的生产成本,而产品的质量要求与产品的功能和使用目的有直接关系。例如这家纺织厂,在与中东某国签订合同之后开始生产白布,并不知道这些白布在中东是干什么用的,只是按照合同要求的质量生产。后来他们派人去那个国家做调查,发现这些白布原来是按穆斯林习俗裹尸用的,并不需要很高的质量,于是马上调整原料和工艺,大幅度降低了成本。就这个成本调整行为,哪位同学谈谈看法?”

  有十几个学生举手,方迪也举手申请发言。教授指着前排一名男生说:“请这位同学先说。”这位男生起立说:“我认为厂家的做法是错误的,合同要求的质量与用户的使用目的是两个不关联的法律关系,厂家的做法虽能短期获利,但毁掉的是信誉。”

  另一位女生被允许起立发言,说道:“我认为厂家的做法混淆了合同要求质量与设计用途质量的关系,是投机行为。”

  又有一位学生发言……

  下课后,学生们鱼贯出了教室。

  方迪和一个女生说笑着出了楼梯口,向学院大门走,这时一个从办公楼方向疾步走过来的男生朝方迪喊了一声:“方迪!”在学校里,不管你是来自哪个国家的师生,大家都是用英语交流的,除非你是与来自本国的人交流用本国语言。这是一个台湾男生,跟方迪是同一届的学生,也将要毕业了,讲一口台湾口音的普通话。

  台湾男生走到近前,用台湾口音的普通话说:“方迪,弗兰克教授让你去他办公室。”女生用英语说:“我先走了。”方迪对女生点点头,然后对台湾男生说:“好的,谢谢!我这就过去。”

  台湾男生问:“你论文准备得怎么样了?”方迪不好意思地说:“不怎么样。你呢?”台湾男生说:“我的论文大纲通过了,导师同意我的论文构思。”方迪说:“我的论文选题两次都没通过,让导师失望了。”台湾男生说:“加油,你行的!”方迪说:“谢谢!”

  方迪来到学院办公楼,在走廊里看到弗兰克教授在他办公室门口正与另一位教授交谈着什么,看见她来了就做了一个让她稍等的手势,方迪就站在与教授五六米的距离等候。弗兰克教授是方迪的指导老师,将近60岁的年纪,头发花白,戴着一副眼镜。

  弗兰克教授与另一位教授谈完了,然后招呼方迪说:“进来吧,到办公室。”方迪跟着弗兰克教授进了办公室,站在办公桌旁边。

  弗兰克教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交给方迪,说:“你的实习申请准许了,这是刚收到的工作许可证,你准备一下可以实习了。”

  方迪接过信封,抽出工作实习许可证看了一下,说:“谢谢导师!”弗兰克教授说:“你这次的论文选题还是有新意的,希望你努力。”

方迪说:“我会的。”弗兰克教授说:“好了,你可以回去准备了。”

  方迪离开办公楼,走到校外的停车场开上车,回几公里以外的住处。路过一家面包店的时候,她下车进去买了两个切片面包。

  她有些心神不定,这些天老九一直没有电话,合作的事情不明朗,在老九面王公司实习也就无法确定,如果不能合作,那么她在老九的公司里实习显然是不恰当的,这就需要重新选择实习公司,重新向学校提交申请,这从各方面说都是她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她对老九接受合作一点没有信心,她已经做好了一切重来的心理准备。

  回到宿舍,方迪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老九打电话。

  拨通电话后,方迪说:“九哥吗?我是方迪。”老九在电话里说:“我也正想晚点给你打电话呢,你今天下课挺早啊。”方迪说:“我的工作许可拿到了,我想跟九哥谈谈,看你什么时候有时间。”老九说:“我也需要跟你谈谈,晚上我请你吃饭吧,7点钟在威茨堡饭店见面,我提前订好位子。这么多年了九哥也没请你吃过饭,你也快毕业了,给九哥个机会。”方迪心里“咯瞪”一沉,却仍然和悦地说:“好啊,那就让九哥破费了。”

  威茨堡饭店与老九面王在同一条街上,是纽约一家著名的豪华饭店,出人饭店的大多是明星富豪,不是普通收人阶层可以轻易涉足的。方迪经常路过这家饭店,却从来没有刻意多看过一眼,那是一个跟她没有关系的世界,她无须留意。老九选择这种场合请客无非是要强调一种礼貌,委婉而体面地拒绝合作,她若拒绝宴请,大家就都难堪了。

  重新选择实习公司,重新向学校提交申请,这已经是无可避免了,这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件能让学校和导师偷快的事。她情绪很低落,看看表离7点钟还有两个多小时,不知道该怎么打发这段时间。她到床上躺了一会儿,又烦躁地坐起,心总是静不下来……终于还是决定动用她的“法宝”对付烦恼,她的法宝就是跳舞,就是让自己出一身汗。

  于是她脱下毛衣,打开音乐,跳舞。跳舞作为一种宣泄情绪的方式,是有用的。随着强劲的节奏,她渐渐融人在音乐里……但是就像上次一样,居然又有人敲门了。

  她关掉音乐开门,呈现在眼前的情形居然让她比上次更意外、更吃惊,就像有上帝刻意安排的一样:一个30多岁、西装革履、似曾眼熟的男人站在门口。

  方迪问:“您是……”男人说:“我叫谭瑞华,在你家见过面的。”方迪想不起来,问:“什么时候?”谭瑞华说:“你放寒假,嗯……就是……啊……相亲。”方迪说:“我妈安排的相亲多了,我知道是哪个呀?”谭瑞华拿出护照和身份证一起递给方迪,解释说:“杨姨带我去的,杨部长啊……想起来了?我是深圳的,深圳瑞华电子集团。”方迪看了看护照和身份证,想起了一点,说:“哦……你是瑞华电子的董事长。”谭瑞华连连点头说:“对对。”方迪把证件还给谭瑞华,说:“进来把。”她没有把门关上,留了半尺多宽。

  谭瑞华进屋后四处打量,像是领导来视察。

  方迪拉过一把椅子说:“坐吧。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谭瑞华说:“杨姨给我的地址,哦,是经过你母亲同意的。公司在美国有业务,但是我不常来的,一般都是业务经理过来。”这话说得很艺术,其潜台词就是:我是专程来看你的。

  方迪倒了一杯开水放到椅子旁边的装裱台上,说:“您喝水。”谭瑞华继续打量房间,说:“这地方条件太差了,管理也不行,门卫只看看证件,连通报一下都没有,没得到本人同意就允许访客进人,这是不安全的。”方迪说:“这里的房租便宜,不能要求太高了。”谭瑞华说:“房间也太小了,这样不行的。我朋友的孩子也在美国留学,完全不是这样子的,必须要有个好的学习环境。”方迪落了下汗,穿上毛衣,平和地说:“请别拿富翁的条件要求我们穷学生,我现在有工打,有书读,还能有个独立空间,我觉得这已经很好了。”谭瑞华说:“我来了,情况就不一样了,一切我来安排。”然后拿出一张现金支票放到方迪坐的床边,接着说,“这点钱你先用着,以后不允许你苦自己。”方迪已经很不悦了,但是仍然克制着,说:“谭先生,打工、生存,是我需要学习的一部分,这跟我的家庭条件没多大关系。我相信您是很优秀的男人,至少事业有成,但这种事情是要看缘分的,请恕我冒昧,我对您没那种感觉。”谭瑞华说:“没关系,你对哪种人有感觉?你告诉我,我会变成那种人。”方迪说:“谭总,大家都不是少男少女,说这话就没意思了。”谭瑞华说:“请相信,我是认真的。”方迪说:“如果您想变成哪种人就能变成哪种人,那您这样说话就不厚道了,您会变成皇帝,三宫六院都忙不过来,一个小小的方迪何足挂齿?小女子也怕满门抄斩,也得紧忙着给皇上脱呢,没准生个太子混个皇太后什么的也说不定。”谭瑞华皱了一下眉头,说:“你说话就不能有女人味一点吗?”方迪说:“我刚才在跳舞,干吗?发骚呢,练女人的基本功。我学习烧菜、做饭,也是练女人的基本功,都是为了伺候我爷们儿,养肥他,掏干他,怎么能说没女人味呢?我需要的是能让我仰视的男人,我就是这种贱骨头的女人,没办法。”谭瑞华怎么也没想到气质非凡的方迪居然能说出这种粗话,非常惊讶和尴尬。

  方迪说:“我没想对您不礼貌,但是您太过分了。在您没得到授权之前,请不要以权利人的身份跟任何女人讲话。我那样说话只是想让您知道,让人不愉快的话我也会说。”谭瑞华满眼困惑:自己一番好意,怎么就把方迪激怒了呢?

  晚上7点,方迪来到威茨堡饭店。

  威茨堡饭店的外表装修奢华,墙砖与灯饰都是昂贵的顶级材料,就连停车场的地砖和护栏都非常考究,硕大的门头灯火辉煌,门前停的都是各式豪华轿车。方迪的车从侧口开进停车场,被管理员引导着停在远离大门的一处角落,她远远就看见老九已经在门口等候了。

  方迪走过去叫了一声:“九哥。”老九热情地说:“位子已经订好了,进去吧。”

  餐厅里从扶手到墙雕,从餐具到吊灯,到处都是金碧辉煌,像是走进了宫殿。服务生恭敬地引导老九和方迪来到预订的餐位,另一名服务小姐马上就过来问候,递上菜单。老九显然对这里并不陌生,也没征求方迪的意见,点了一些酒水和饭菜。

  老九微笑着说:“不介意的话,我想问你几个问题。”方迪说:“没关系,你问吧。”老九问:“你挣了钱想干啥呀?”方迪说:“买房子买车,嫁个爷们儿过日子呗。”老九说:“我是问你有啥远大理想。”方迪说:“没有,我觉得这就够远大了。”老九又问:“你为啥要拿两个学位?怎么想的?”方迪说:“多个文凭吓唬人呗。”老九说:“就这么简单?”方迪说:“当时进央视没机会,地方台又不想去。我上学都成油子了,正是在状态的时候拿学位不怎么费劲,多个文凭以后的路子也宽一点,当时就这么想的。”

  酒水、饭菜陆续上来了,并不是美国本土的美食,而是各国的名菜,有法国的、意大利的、日本的,老九要的菜里还有一个中国名菜,鲁菜葱烧海参。但是不管什么菜,吃法都是西式的,餐刀、餐叉加汤勺。方迪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像没事人一样。

  这顿饭吃到过半了,老九从西装口袋里拿出一份文件给方迪,说:“合作的事,我提了几个条件,打印出来了,没多少字,你看看。”这是一张横向对折的A4打印纸,方迪展开一看,字是繁体中文的,用的应该是台湾或香港的文字软件,内容也不多,大概意思是—

  一、同意合作。

  二、同意各半股份。

  三、老九禅面的中国公司不受方迪出资能力的限制,需要多少投多少。方迪的出资部分由老九借给方迪,无息,借期5年,从逐年分红中按适度比例偿还。

  四、方迪必须向老九借得不少于30万美元的专项消费借款,专项用于方迪在北京买一套高档住房和高档轿车,无息,借期5年,从逐年分红中按适度比例偿还。

  五、方迪所持股份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第三方全部或部分转让,只能按原始出资额由老九收回股份,不计算原始股份的增值和品牌的增值。

  六、如果方迪在两项借款没有从逐年分红中完全偿还之前提出退出公司,方迪的出资借款和专项消费借款则按20%的年息和5年借期计算利息。

  老九的条件既表达了合作诚意,也表达了对于方迪从事餐馆行业的决心有疑虑,丝毫没有拒绝与方迪合作的意思,方迪对老九这次宴请的用意判断错了。

  方迪不解地问:“九哥,那你这顿饭……不是拒绝我呀?”老九一愣,说:“你想哪儿去了?你这样的人才肯屈尊跟九哥合作,我敢信吗?你要真下决心了就敢接受这条件,否则这顿饭就是九哥给你道个歉,对不起了。”

  这个转折太陡然了,完全出乎方迪的意料,她笑了,说:“我以为九哥是拿这顿饭打发我呢,这么好的条件我到哪儿找去?九哥太抬举我了,我还白赚了一顿大餐。”老九说:“那你就起草个合作协议吧,签了,就当真了。”方迪说:“好的,这两天我就把协议写出来。”老九说:“不管你是实习还是合作,都需要你到北京打前站。如果签了协议,你就尽快回北京吧,把车和房子买了,盯着压面机,注册商标,筹建生产基地。”方迪说:“好的。”老九停顿了一会儿,说:“还有个事,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方迪问:“什么事?”老九说:“依你看,控制市场风险什么最重要?”方迪说:“当然是判断最重要,你首先得能看到风险,否则无从防范。”老九问:“咋判断呢?我要早知道老九面王是错的,我还能傻到花钱买错吗?”方迪说:“判断是一种能力,是认识事物的能力。就像咱们好多人,我能跑,但是我不知道该往哪儿跑。能跑是一种能力,知道该往哪儿跑更是一种能力,咱们好多人都是跑了半天跑错了,白跑。人家知道方向的人不用跑,慢慢悠悠散步都会比咱们先到达。”老九说:“如果你我的意见不一致,又都认为自己对,那公司该按谁的方向跑呢?”方迪无法回答,语塞了。

  老九说:“子农说过,要依法不依人,要依法。话是没错,可我总觉得,要是咱不知道该咋依法的时候,依个明白人就比依咱自己要好点,这也是依法。在你没提合作之前我就在想啊,拿出来20%的股份给子农,不需要他出资、管理,叫帮看股。他可以不接受,但是咱表达了诚意,真有咱判断不了的事了,他总得帮咱看看吧。”

  方迪这才听明白老九的意思,笑着说:“现在我认为,没有九哥的餐饮业,将是少了一份光辉的餐饮业,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赚钱将是战无不胜的!”

  老九也笑了,说:“那就是你同意了?”

  方迪说:“我尊重九哥的意见。”

  老九说:“那就写到协议里,你我各40%,子农20%,这样决策就有了保障。这事等第一次分红的时候再告诉他,他接不接受都没关系,起码咱的诚意表达了。”

  方迪说:“九哥,你在红川耗这一个月,太正确了!”

第二十五章

  上海下起了小雨雪,干冷的空气融进了一股清新的湿润。上海丽宫国际会议酒店,一个有关军事安全问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在这里举行,包括东道主中国以及美国、英国、法国等11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会议,加上联合国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派出的观察员,参加会议的人数有200多人,酒店周围加强了警戒,出入酒店的大部分都是各国记者。

  张志诚不是军人,也不是军事专家,是国家安全部下属机构的一个办公室主任,作为中国代表成员出席会议。

  上午的会议开到临近中午12点,各国的与会人员陆续离开会场,大部分代表都是先回各自房间,准备到餐厅进午餐。张志诚跟十几个中国代表一起出来,一起乘电梯上楼,出了电梯拐进走廊时,他发现周秘书站在他的房间门口,显然是在等他。

  张志诚40多岁,方脸,中等身材,乌黑的头发里夹杂着少许白发,眉宇之间透着一股沉稳的精干。他走近了门口,说:“不是说了午饭不等我了吗?”周秘书说:“北京来个电话,有情况。”张志诚开门进屋,先去了趟洗手间,出来问:“什么事?”周秘书说:“纽约《NRG世界民主联盟周刊》登了一条消息,侨居柏林的叶子农被任命为德国NRG世界民主联盟政治部部长,NRG联盟是老冤家了,这个事件有政治影响,上面指示要关注一下,由您负责经办。”张志诚问:“叶子农是什么人?”周秘书说:“是已故叶辉将军的儿子。”张志诚明白了,点点头,然后拿上厚外套和羊毛围巾说:“下去说吧,上海局的车子在下面等着呢。”

  刚一出门,迎面碰上几个正要去餐厅的中国代表。酒店里的温度非常适宜,如果不到外面是不需要厚外套和围巾的,一看就是外出的装束。参加会议的中国小组有规定,会议期间不得擅自离队,有事须提前请假,经组长同意后方可离队。一个海军军官随口打招呼:“出去啊?”另一个陆军少将跟张志诚很熟,笑着说:“嘿,想擅自离队咋地?”张志诚笑道:“哪里,哪里,特批的。”旁边一位老将军是组长,说:“志诚是上海局出来的,准他吃顿娘家饭吧。”

  下楼的一路上都是人来人往的,不能谈工作。张志诚也趁着下楼这段时间在脑子里思考怎么安排北京的工作,他对这个叫“叶子农”的人一无所知,但是对叶辉将军的大名还是有所耳闻的,在战争题材的影视剧里也时常能看到这位已故将军的名字。

  外面小雨夹着雪粒还在下,上海国家安全局的车子已经停在酒店门口了。车里的人看见张志诚走来就下车迎上去,张志诚对他说了几句什么,那人又回到车里,张志诚这才到酒店大厅一处无人的地方跟周秘书交代工作。

  张志诚说:“你给秦处长回个电话,一、这是急茬急办的事,要快。二、先从外围摸摸情况,渠道要可靠,不要贸然靠近,看清点脉络了再说,别情况不明就弄出一堆动静,一旦有哪儿不合适的不好收拾。三、找几个政工专家候选,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正常的处置是选个合适的人以合适的方式找他谈谈,晓之以理,做了我们该做的就行了。娘要真想嫁人,谁也拦不住。这个工作要做在前头,要先有个准备。”

  周秘书说:“明白,我马上去办。”张志诚说:“跟老秦说,后天下午开个碰头会。”周秘书提醒道:“研讨会后天上午结束,会后还有活动和欢送晚宴。”张志诚说:“活动和晚宴我都不参加了,研讨会一结束我就回北京。”周秘书说:“好的,机票的事我去办。”张志诚交代完工作,出去坐上车走了。

  上海的军事安全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刚一结束,张志诚就马上赶回了北京。北京的气温比上海低了许多,冷冽的北风刮在脸上像针刺一般,灰蒙蒙的天空飞扬着零星细碎的雪花。前来接机的秦处长、焦干事和张志诚的司机、保卫4个人在大厅等候,一见张志诚和周秘书出来了,大家迎上去。

  秦处长也是40多岁,面相比张志诚显得老些,已经有不少白头发。焦干事则是30出头的年纪,方正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精干而不失稳重。司机和保卫的年龄更年轻些,虽然他们都穿着便衣,但从举止和眼神中不难看出都有一种受过训练的军人素质。

  张志诚说:“干吗来这么多人?”张志诚的司机说:“秦处长安排的。”秦处长说:“咱们和小焦坐一辆车,周秘书跟他们坐一辆车。”

  出了大厅,张志诚上车后笑着说:“形式主义。”秦处长问:“咋啦?”张志诚说:“我一说急茬,你连路上这点时间都不放过。”秦处长笑了,说:“看,主观臆断了不是?碰头嘛,在哪儿碰不是碰?遇上堵车,你有个事聊着时间还好过点。”焦干事开动车,解释道:“主任,这您可误会秦处了。根据掌握的情况,秦处估计您会去趟刑侦局,怕您时间不够,去晚了人家就下班了。”张志诚敏感地问:“是叶子农吗?”秦处长说:“是,叶子农涉嫌特大偷渡犯罪,红川警方几个月前就立案了。我们从北京机场的出入境管理记录查到,叶子农在近几个月有两次入境记录,每次都是去红川,前后在红川待了近两个月,做了一笔利用劳务输出变相移民的生意,被人举报了。叶子农生活圈子很小,几乎没什么朋友,可这案子涉及不少人。”秦处长说着,把调查材料递给张志诚。调查材料分别来自红川公安局、公安部出人境管理局、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叶子农户籍所在地派出所、陕西延秀叶子农下乡所在地村委会、黄埔政法大学、六祖佛学院……调查材料里其中有一份就是方迪调查叶子农的文件,是原件传真过来的。

  张志诚看材料这段时间车里的人谁都没有说话,汽车一直往市区行驶。大约过了20多分钟,张志诚有详有略地大致看了一遍材料。

  秦处长拿出一个小记事本,翻开看着说:“柏林这条线是截止到德国华侨联合商会轮值主席钱静辉,纽约这条线是截止到纽约华商会主席许亚夫,红川这条线是截止到红川公安局刑侦处,北京是截止到叶子农户口所在的居委会。调查全部局限在外围,对纽约的林雪红、慕容久、方迪、徐红、沈彪,红川的黄书宁、余其伟,还有演艺圈的戴梦岩、梁士乔,这些近期跟叶子农有关联的人都没去碰。”

  张志诚说:“这小子胆儿够大的,一次弄出去一百多人。还有那个方迪,敢仗着方将军的影响利用行政资源搞调查,也不怕给她爹捅娄子。”秦处长说:“除了慕容久,纽约那边没人知道调查报告是方迪搞的,我们也是根据线索从北京这边查出来的。我是这么看的,纽约那边,华商会提供的情况我认为是可信的,而且也得到了其他渠道信息的印证。慕容久没有任何政治背景,与叶子农接触纯粹是出于面馆生意的考虑,而方迪仅仅是给慕容久帮忙,与叶子农更没有关系,这条线可以排除。戴梦岩与林雪红是一条线,也可以排除。那么剩下的就是布兰迪这条线,据许亚夫说,布兰迪在柏林就注意叶子农了,对方迪的调查报告也很有兴趣,很可能跟布兰迪有关系,至少也有间接的关系。如果这个也排除,那就只能说明叶子农与NRG联盟是蓄意已久的。”

  张志诚说:“蓄意已久……不像。这人怎么看都不像个政客。”焦干事说:“那布兰迪的可能就更大了,他在离开柏林前特意拜访过叶子农,而方迪的调查报告则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张志诚摇摇头说:“方迪的调查报告并没什么新东西,只是起到了证实的作用。”秦处长说:“政工专家找到两个,一个是驻德使馆的政务参赞,一个是中德人民友好协会驻德办事处副秘书长,都在柏林,但是找叶子农谈话实际上已经不现实了。我把各路汇总的情况梳理了一遍,我认为焦点是在叶子农涉嫌特大偷渡犯罪上。”

  车子进入市区后开始出现堵车,走走停停。正如秦处长所说,有个事聊着时间确实好过了许多,不会觉得那么烦躁了。

  秦处长说:“红川警方在叶子农的问题上大致有3种可能,一是证据不足,撤案;二是证据充分,发出拘捕令;三是事实不清楚,传唤叶子农到案说明。问题是这是一个被搁置的案子,不立案不行,立了案又查不下去,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查了。在这种情况下去找叶子农谈话,显然是极不恰当的。谈得好,是不是就可以不查他涉嫌犯罪了?不是嘛,一样要查,谈好谈不好都要查。那我们最怕什么呢?最怕的是你前脚去谈了,警方后脚传唤,你不能干预红川警方办案,可这事它确实又有联系,也就是说谈好谈不好你都是政治迫害,你浑身是嘴都说不清,政治影响会比‘部长事件’更严重。”

  这会儿正堵车,焦干事转过身子说:“红川的案子被搁置,不能排除有地方利益保护的成分,但不是主要原因,事实上当事干部是希望查的,有个结论就不留辫子了。红川警方也很为难,是为经济保驾护航?还是漠视犯罪?吃不准了。劳务输出是个新事物,法律确实没有禁止户口迁移的条款,可这事又确实不符合常规,这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该咋摸了。跨国劳务不是红川一家的问题,红川警方是想拖一拖,看看结果,看看政策走势。”秦处长说:“我认为有必要跟红川警方协调一下,要传唤就传唤,要撤案就撤案,实在吃不准也可以向最高检最高法寻求司法解释。其实没那么严重,也没那么复杂,只要是刑法没有禁止的,你是定不了罪的,这一点他们个个心里都清楚,只是有人举报,警方就得受理,不能没这个过程。这案子不能再拖了,再拖就挡道儿了。”

  车子又开了,但是车速很慢。焦干事说:“先谈后传,很容易被社会误解,也肯定会被反华势力渲染成政治迫害。”秦处长说:“以现在的情况,警方选择刑事传唤最为恰当,不说有罪没罪,只是传他到案说明情况。如果叶子农拒不回国应讯,那是抗法,必要时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引渡。如果他回国应讯,那就有罪定罪,没罪就谈,也可以采取限制出境。”焦干事说:“传唤先于谈话,顺序合理。刑事传唤至少说明NRG联盟任命的是涉嫌特大偷渡案的犯罪嫌疑人,对降低负面政治影响有利无害。”

  汽车一会儿遇到堵车,一会儿遇到红灯,时走时停。张志诚一边听,一边思考,就这样过了好久。在离机关办公楼只有几公里的时候,他说:“前面找个地方停车,小焦跟他们一起回去,老秦跟我去刑侦局。”焦干事回答:“明白。”秦处长说:“好,我开车。”焦千事开车下了主干道,拐进一条不宽的小街,找个空当停下车,跟在后面的车见状也停下了。秦处长走到后面的车前跟周秘书说了几句,然后回来坐到驾驶座位。张志诚也从后座下车了,坐到了前面副驾驶的位置。于是,两辆车分别按各自的路线开走了。

  秦处长把着方向盘笑道:“咋样,这不算形式主义吧?”张志诚笑笑,然后困惑地说:“这个叶子农……我怎么觉得那么蹊跷呢?怎么一点征兆都没有就突然发生了呢?太突然了。”秦处长说:“这一点我也想过,可NRG联盟的公告总是事实吧。因为慕容久在红川跟叶子农待了一个月,我想过从方迪这里作为切入点了解点情况,可慕容久这种人根本不关心政治,叶子农真有政治上的动作也决不会让慕容久知道,他们之间也没这个基础。”张志诚说:“我看了这段,刑法将来会增加骗取出境证件罪,但现在还没增加,只要劳务输出是事实,不管你当面对质还是出实,都没法律问题。这小子虽然挺赖,但他还是有分寸的。还有个疑点,如果他有心政治,会不会为罗家的事去冒涉嫌犯罪的风险?拿几个钱表示一下就行了嘛,既安全又体面。”

  秦处长说:“传他一下。他敢不敢回来,也许就是鉴别真伪的分界线。”

第二十六章

  叶子农在有心无心地看书。说有心,因为看书、思考就是他的生活方式,是生活,就像抽烟喝茶一样平常,与工作无关,与生存、事业、成就……统统无关,没有任何功利的成分,仅仅是生活方式。生活中有人嗜烟,有人嗜酒,有人嗜棋……而他则嗜好认识社会结构的因果真相。他从一开始的要弄清楚父母的信仰是什么,逐渐由J喷性到习性,逐渐演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他活在白己的世界里,没有尊卑贵贱,只有查不完的资料,解不完的题。

  说无心,因为他与沃尔斯见面已经过去一个多星期了,从时间推算他觉得就在这几天该发生点什么了,一定会的。他在等,等那个每个下一秒都有可能响起的门铃声,这使他看书时总是不能完全集中精力,总要分出一条神经留意门铃,这很烦人,让人难得清静。叶子农清静惯了,不是那种生活在繁杂事务中的人,喜欢有事说事、没事待着,不喜欢总被个事牵扯着,不管是福是祸,早点了了该干什么干什么了。

  窗外冰天雪地,而叶子农的卧室里却温暖如春,床上摆满了书。

  叶子农很少在书桌上看书,习惯搬个小凳子坐在床边看书,因为书桌的面积太小,不够他铺张的。他每次看书都是从一本书开始,然后查资料、查词典,床上的书就在不知不觉中越摆越多,特别是工具书,有哲学、逻辑学、政治学、经济学,甚至有医学、人口学,而这些工具书又分中文版、英文版、德文版,通常为了弄清一个概念就要花费很大精力,不但要分析和比较各种版本的解释,更要出离字面去理解概念的本质。

  床沿放着一个笔记本,笔记本上贴着一大一小两个标签,左上角的小标签写着“人性与社会”,是这个笔记本的类别。中间的大标签上有三行字,第一行是:人性与人的社会性的区别。第二行是:人性在经济规律中的作用。第三行是:人性与制度设置原理的关系。这三行字是“人性与社会”这个大类别下的关注重点,即研究方向。

  将近傍晚的时候,叶子农看书看累了,眼睛酸胀,就去喝茶休息一下,也就在这时那个让他一直留意的门铃终于响了。

  叶子农拿起话筒用德语问:“谁呀?”来人却讲的是普通话:“请问是叶子农吗?”叶子农回答:“是。”来人说:“我们是中国大使馆的,请你下来一下好吗?带上护照。”叶子农说:“稍等。”叶子农穿上棉衣带上护照下楼,楼下门口站着两个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其中一个出示了使馆人员的工作证件,也看了叶子农的证件。

  确认身份后,这位使馆工作人员拿出一张传真件,说:“我们受中国警方委托,向你送达红川公安局的刑事传唤书,传唤书的传真件经中国大使馆认证,与传唤书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请你自接到刑事传唤书15日内回国接受警方讯问,你听明白了吗?”

  叶子农说:“听明白了。”使馆人员递上笔和刑事传唤书,说:“请你签收。”叶子农签收之后,这位使馆工作人员又拿出一张便条,说:“这上面有3个电话,如果你确定了回国航班希望你能事先通报一下,便于联系。”叶子农接过电话便条说:“可以。”两个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走后,叶子农回到屋里,继续喝茶。

  叶子农在想:这个刑事传唤可能是独立的,也可能是跟“部长事件”有关联的。赶在这个时间点上,做有联系的观想不为过分。也许那个“进一步表达诚意”已经发生了,只是由于渠道关系他还不知道。但本质上,两者有没有关联都不影响最终的结果。

  就在这时,门铃又响了。

  叶子农的门铃平时是很少响的,除了送洗衣服、订外卖、订机票之类的,他几乎不与人接触。是德国NRG民主联盟的人吗?如果刑事传唤与“部长事件”有关联,那就肯定不是NRG联盟的人,因为如果NRG联盟公布了叶子农就任德国NRG联盟政治部部长,是不会事先通知他的,也不会事后告知,只要不见面、不明确,就可以当同意理解。只要一分钟不澄清,这一分钟就可以被当做“推定当事人同意”来使用。

  叶子农再次拿起话筒用德语问:“谁呀?”来人讲的仍然是普通话:“我,戴梦岩。”叶子农一下子就紧张了,这是他没想到的,也是在这个敏感时间他不愿意看到的。他丝毫没有犹豫,以命令的口吻说:“赶快离开这里,马上。记得那个日本拉面馆吗?到面馆要个单间等我,见了面再解释,注意身后有没有记者跟踪。”戴梦岩显然有点蒙,迟疑了一下说:“我记不得那家餐厅了。”叶子农说:“打车到圣保罗大教堂,那是个地标建筑,往东500米就看到了。”戴梦岩说:“知道了。”叶子农放下话筒,到窗前往外面观察了一会儿,至少以他普通人的观察能力没发现有什么异常。他很清楚,如果刑事传唤与“部长事件”已经成为有关联的新闻出现了,他就是已经是被媒体关往的新闻人物了。如果没有记者跟踪,就说明刑事传唤或“部长事件”还没成为新闻出现,或者刑事传唤根本就是孤立事件,不会上新闻……到了这种时候,他已经无所谓怕不怕记者了,他是怕给戴梦岩惹上麻烦。

  他穿上棉衣,带上烟和打火机就出去了,开车往日本拉面馆相反的方向走,七拐八拐绕了好大个圈子,一路都在留意后面有没有跟踪。跟踪与反跟踪是一项很专业的技能,叶子农自然不懂,只是凭直觉和电影里看来的那点东西防范一下。大约转了十几分钟,直到他确信没有记者跟踪了,他才驶向那家日本拉面馆。

  到了餐馆停好车,他进去问了一下服务员,来到戴梦岩所在的那个单间,餐桌上摆着几个小菜和酒水,戴梦岩的大衣搭在旁边椅子上。

  戴梦岩等叶子农脱了棉衣坐下,问:“出什么事了?”

  叶子农习惯地点上一支烟,把刑事传唤书递给戴梦岩。

  戴梦岩看完刑事传唤书,说:“到底还是出事了……你打算怎么办?”

  叶子农说:“打算什么,公民还可以不遵守法律吗?”

  戴梦岩回答:“不可以。”

  叶子农说:“这不得了。”

  戴梦岩问:“我能做点什么?”

  叶子农说:“回去,好好拍电影,好好过日子,待在适合你待的圈子里。”

  戴梦岩停了片刻,说:“当然,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嘛。你真够恶毒的。”

  叶子农说:“狠话可以说,说完了还得照讲理的办。”

  戴梦岩说:“什么理?”

  叶子农说:“沾上我你就完蛋了,就这理。仅这一条就能把人压死,你也要考虑别人的感受,受不起的,搁谁身上都受不起。”

  戴梦岩说:“绕了个圈子,还是戏子无义,剩下点高尚全归你了。”

  叶子农说:“看清了我的嘴脸,那就更没的说了,回去吧。”

  戴梦岩说:“哎哟,还来个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说你高尚你还神圣起来了。我再笨也没笨到选这种时候离开你,你失落去吧,不管花多少钱我也要把你捞出来。”

  叶子农说:“那你是害我呢。没罪你捞什么?你一捞倒是佐证我有罪了。”

  戴梦岩问:“那我怎么沾上你就完蛋了?”

  叶子农说:“传唤也许只是个引子,你很快就会看到这种情况:这边骂我是汉奸,那边骂我是叛徒,还有败类、软骨头之类的。这时候不管咱们是什么关系,都不能完蛋了一个再搭进去一个,那不是够意思,是殉葬。”

  戴梦岩愣住了,拿起传唤书又看了看,问:“你是说……这个传唤有政治背景?”

  叶子农说:“无所谓了,有没有都不影响那个结果。”

  戴梦岩说:“你有事瞒着我。”

  叶子农说:“瞒你干吗?一锅粥,说清楚挺麻烦的,你知道有那个结果就行了。”

  戴梦岩说:“我必须知道。你要让我走,怎么也得让我走个明白吧。”叶子农只得把事情原委简单叙述了一遍。

  知道了事情原委,戴梦岩沉默了好久,惊异地自语道:“这是谁这么有脑子,想出来这么歹毒的招儿?”

  叶子农说:“不是一般人,起码不是商人的思维。”

  戴梦岩说:“我也纳闷呢,你没有新闻价值,传唤这点事还不至于让媒体感兴趣。”

  叶子农说:“如果有政治背景,就有新闻价值了,小心点不多。”

  戴梦岩说:“你总不能就这么等死吧?”

  叶子农说:“那都是人家设计好的,知道你最要命的是什么,就是让你完蛋呢。而事实上我也确实是完蛋了,果不受修改,现在老天爷来了都没用,你就甭操心了。”

  戴梦岩问:“什么是你最要命的?”

  叶子农说:“当然是我想过的日子。谁都一样,只是每个人想过的日子不一样。”

  戴梦岩问:“你想过什么日子?”

  叶子农说:“就是以前的日子,像一粒沙子,没人在意你,没人评价你,没有谁对不起谁了,谁吃亏占便宜了,没有恩怨是非……总之,没人在意你的存在。”

  戴梦岩说:“这样的日子,你觉得可能吗?”

  叶子农说:“过去的条件可能,现在的条件不可能。”

  戴梦岩想了一下,说:“我觉得,你现在还有办法。第一,把钱退给乔治。第二,把真相说出来。你就算完蛋了,也不能再背个汉奸让人骂。”

  叶子农喝了口啤酒,点上一支烟,说:“不愿意跟你说这些就在这儿,说事简单,说清里面的关系就不简单了,可说完还是那个结果。”

  戴梦岩不悦地说:“我知道你嫌我笨,你多照顾点吧。”

  叶子农说:“第一,退钱是侮辱乔治先生,这种事我干不出来。第二,那个结果是完全可以预见和避免的,先答题后拿钱可以,回国躲起来也可以,想避免不用等到今天,我放任结果发生,然后再去揭露所谓的真相,我算什么东西?第三,布兰迪谋求合作和乔治想尽点雅兴,这都正常。人家对我没有不当,也可以说不薄,我也确实对乔治没有尽到礼貌,那就只能道理的事情道理办,人情的事情人情办,一码是一码。一刀也罢,一脚也罢,乔治授意也罢,不知情也罢,都不重要了。我受了这一下,不歉疚谁了,心里干净了。第四,民主错了吗?没有。当民主跟这个事件融在一起的时候,你所谓的揭露真相在民众看来就等同于反对民主,这是人家早给你设计好的。第五,真相的证据在设计者心里,他不开口就没有所谓的真相。关于这一点,设计的人也早给你算到了。你所谓的真相只能叫猜想,以公布猜想去贬损他人是不会让你变清白的,只能让你更卑鄙。”

  戴梦岩听完以后再一次沉默了好久,说:“你这么有脑子,我不能说你傻,可你真让我觉得好傻。做人要学会妥协的,该低头的时候就得低头,谁能说一辈子不当孙子呢?”

  叶子农说:“我就没抬过头,我到这世上就是来当孙子的。从心里说我尊敬美国,尊敬美国精神,可这不表示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就可以不受尊重。当个人的事跟国家的大政基石沾上边儿了,就不能孙子了。”

  戴梦岩一口气把一杯啤酒全喝光了,说:“好吧,我滚蛋,你自己在这儿高尚吧。我明天订机票,顺便把你的机票也订了,订好让他们给你送来,我就直接回香港了。”

  叶子农说:“票我自己订,就不麻烦你了。打火机我怕你扔了没敢带来,就先在我这儿寄存着,等过了这阵子再处理。”

  戴梦岩冷冷地说:“不用这么赶尽杀绝吧?我不记得我说过爱上你,非要绝到见面低头走过去吗?你不舍得买头等舱的,但是头等舱人少,你一路好好休息,攒点精力,我也就能做这点事了。一个大男人的,你也给别人点机会,让别人脸上也过得去。”

  叶子农迟疑了片刻,说:“那就……谢谢了。”

  1992年1月26日柏林时间下午3点,叶子农一出门就被记者包围了,不知从哪里一下子冒出来20多个记者,仿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一片话筒,一片黑压压的镜头,一张张迅速蠢动的嘴巴……瞬间就把他淹没了。

  有问: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加人NRG民主联盟的?

  有问:请问您收到警方传唤了吗?

  有问:请问您作为联盟政治部长,又是中国人,您是怎么看待对华人权提案的?

  有问:请问您打算回国应讯吗?

  叶子农是要打车去柏林泰格尔机场的,他要先到法兰克福,再乘晚上9点的航班从法兰克福飞往北京。尽管他知道他躲不开媒体了,也早有心理准备,但是当这一幕真的发生的时候,他还是从心底里反感、排斥。提问者大多用汉语,也有用英语和德语的,提的问题也大多集中在NRG联盟和刑事传唤。叶子农走到路边拦截出租车,一言不发,不管是方便回答的还是不方便回答的,一律不予回答。

  路上来了一辆出租车,车是拦下了,但是他却上不去车,七八个记者堵在前面连车门都打不开,出租车司机等了一会儿,等得不耐烦了,开车走了。叶子农冲着出租车喊了两声想让车停下,这时身后被人群拥挤了一下,身体突然就失去了重心,脚下一滑摔倒了,幸亏路面都冻住了,衣服还算没弄太脏。

  叶子农虽然马上被人扶起来了,但还是火了,说:“靠!动粗啊?”

  一个记者忙说:“没有,没有,刚才挤了一下,不是故意的。”

  叶子农被记者围在圈里出不去,又不能这样耗下去,给逼急了,拿出两张机票向记者们示意,说:“各位,我要赶飞机,请行个方便,拜托!”记者对着两张机票一通狂拍,根本没有让路的意思。叶子农只好来野蛮的了,撞开一道缝冲了出去,沿人行道疾走,试图甩开记者。记者则穷追不舍,一边追逐一边提问。

  一个男记者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问:“您是说您现在是去中国吗?”叶子农边走边没好气地说:“是回。靠,回和去搞不清楚。”又一个记者问:“您是去接受传讯吗?”叶子农说:“正在去,被你们阻拦了。请不要妨碍我遵守法律。”一个女记者问:“请问您认为自己有罪吗?”叶子农说:“我认为管屁用?得法律认为。”一个欧洲记者用英语质问说:“法律也是由人操作的。”叶子农用英语说:“那你就好好奋斗吧,等你当了上帝就取缔法律。”一个高大的欧洲男记者问:“请问您对民主有什么看法?”叶子农说:“你他妈走开不妨碍我了,就是民主。”那个女记者又问:“您很喜欢说话带脏字吗?”叶子农说:“等你也这样被围堵了再来问我。”他又拦住了一辆出租车,这次他有经验了,一直做手势让车子缓行,直到拉开车门的那一刻车子才完全停下,迅速钻进车里,逃走了。

  叶子农傍晚到了法兰克福,一出机场又被另一群记者围住了,显然这些记者是事先得到消息的。叶子农烦得连骂人的心情都没了,一句话都懒得说,任凭记者追逐着。他去了一家高级饭店,饭店的保安把记者挡在了外面,这顿饭他慢条斯理吃了一个小时,看看时间差不多了,付过账返回法兰克福机场,办理登机手续。

  叶子农持的是头等舱机票,还没登机就先感受了头等舱机票的规格,头等舱候机室从装修到设施都十分精致,有舒适的沙发,有免费的饮料和小食品,有漂亮小姐周到的服务,就连登机也享有优先权。叶子农没坐过头等舱,登机之后才见识了一回,头等舱与商务舱是分开的,隔着一道门,座椅宽大舒适,座椅周围的空间也宽敞许多。

  头等舱里空荡荡的,连同他在内只有3个乘客,散坐在各自的座位上。他是非常惧怕长途旅行的,他的办法就是睡觉,这是他长期以来养成的在任何长途交通工具上的习惯,只要一上座位就条件反射地想睡觉。此时飞机还没有起飞,他系好安全带闭目养神,不时听到有空姐走动,还有空姐接待迟到的乘客,这些都不影响他休息。

  忽然,他感觉到有人碰了一下他的胳膊,触碰的用力和方式明显是刻意的,这显然不是空乘人员的所为。他睁眼一看,愣住了,竟是戴梦岩。

  戴梦岩就站在他旁边,笑着,手里还拎着一只挎包。这个在影视作品里屡见不鲜的一幕竟在他眼前真真地发生了,他怎么也不能去想戴梦岩对自己说过的话竟可以不算数,他这才明白戴梦岩坚持为他买机票的真实意图。

  叶子农说:“有点恍惚,分不清是电影还是噩梦了。”

  戴梦岩坐下,以反讥的口吻说:“比噩梦还糟啦,是噩梦成真。”

  叶子农说:“坐一边去,当是偶然撞上的,还来得及。”

  戴梦岩说:“除非飞机掉下去把我摔到那边了。飞机启动了,缓缓滑行,起飞。头等舱里总共只有4个乘客,两个欧洲人,男性,一个看报纸,一个低头吃小点心。漂亮的德国空姐隔一会儿就走过来,问问有什么需要。戴梦岩把叶子农前面的座椅转了180度,与叶子农面对面地坐着,给自己要了一杯咖啡。

  戴梦岩说:“你一下飞机就会被闪光灯包围,也不多我那点影响了。”

  叶子农质问道:“你怎么可以说话不算数呢?”

  戴梦岩做了个无辜状,说:“没办法,利益太大了,是你告诉我的呀。”

  叶子农说:“我告诉你什么了?”

  戴梦岩说:“你说受不起的,是个人都承受不了。”

  叶子农说:“是啊。”

  戴梦岩说:“这么好的行情,不放高利贷还等什么?”叶子农愠怒而又无奈,不知说什么了。

  戴梦岩喝了口咖啡,沉默了一会儿,有意让气氛缓和一下,然后说:“现在情况已经清楚了,NRG民主联盟周刊登出了各国分部人事变动的公告,其中有你,你是德国分部政治部部长。在北京的一个官方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到这件事,官方回答说,红川警方早在去年10月就已经立案了,已经对你发出了刑事传唤,说记者的猜想纯属巧合。这是香港和内地的卫视国际频道公开播出的新闻,不是什么秘密了。”

  叶子农“哦”了一声表示知道了,他心里清楚,这样的新闻是必然要发生的。

  戴梦岩说:“如果有政治背景,那定罪的几率就高了,梁哥也是这么认为的,政治的事谁说得清呢。我跟梁哥说了,不管花多少钱也要把你捞出来。梁哥朋友多,有路子,什么台面都能应付,我对梁哥办事一向有信心。”

  叶子农说:“我说过,你一捞反倒佐证我有罪了,你这是害我呢。这事已经和政治搅在一起了,即便我真有罪,你有钱也花不出去,清官不吃这套,贪官不敢吃这口,你说你瞎折腾什么?够意思也不是这种够法。”

  戴梦岩说:“那不管。你归我了,就要由我负责,我要你是安全的。”

  叶子农无奈了,真的是无奈了,倒靠在座椅上,沉默了好久,自嘲地说:“我一直以为我是兵,碰到你我才知道,原来我是秀才。”

  戴梦岩说:“你直接说跟我有理讲不清就可以了,不用拐着弯儿骂人。”

  叶子农仍然是半躺着,半答话半自语地说:“我哪还有心思骂人哪,我是怕你这高利贷连本都收不回来。跟我在一起,你会乏味到窒息的。”

  戴梦岩说:“那就等到乏味那天再说吧。”这时空姐走过来,又问有什么需要。

  叶子农坐起来说:“水,来杯水。”戴梦岩插话说:“香槟。”漂亮的德国空姐不知该听谁的好了。

  戴梦岩又重复了一句:“香槟。”空姐看看叶子农。

  叶子农就摆了一下手说:“那就香槟吧。”一杯香槟酒送来,叶子农喝了几口,嗓子润了,心里的窝火也舒缓了许多。

  戴梦岩把一张字条交给叶子农,说:“梁哥已经在北京订好了房间,这是我和梁哥的房间号和电话,1205是你的房间。不管有什么情况,我会一直守着电话等你消息。”叶子农把字条放进上衣口袋。

  戴梦岩说:“你不该去纽约的。梁哥早就说过,你会得罪人的。”

  叶子农说:“这就叫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一大堆,然后再管它叫命运。”

  戴梦岩问:“你心里真的一点不觉得委屈?”

  叶子农说:“没人逼你,委屈什么?”停了一会儿,叶子农自语地说:“祖国,人民,一说这些词儿就挺虚的,太远。我他妈运气不好,愣就蹦出个真的让我赶上了,那咋办?兜着叹。”

第二十七章

  叶子农乘坐的班机于北京时间15点40分在首都机场平稳降落。

  戴梦岩随着旅客往外走,她远远就看见了大批记者聚集在通道出口,这时她突然挽住了叶子农的胳膊,像一对情侣,引起了记者阵里一片骚动,甚至有人惊呼。这是戴梦岩接触叶子农以来最具有宣示性的动作了,叶子农不习惯这样,胳膊下意识地躲了一下,被戴梦岩的两只手牢牢控制了,戴梦岩小声说:“我就是要让他们看到,省得他们瞎猜。”

  叶子农一出来就被警察保护了起来,在记者和人群中围出了一小片空地。大厅里迎来送往的人很多,其中不乏戴梦岩的影迷,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偶像竟出现在眼前时,女声的尖叫与照相机咔嚓咔嚓的拍照声响成一片,闪光灯晃得人睁不开眼睛,更多的年轻人像潮水一样涌过来,而每个记者都想挤到前面提问,现场喧闹而混乱。

  担任戴梦岩安全防护的是梁士乔雇用的北京天鼎保安公司的6个保镖,专门负责戴梦岩从首都机场到人住酒店这一区间的人身安全,这6个保镖个个体格强悍,统一着装,他们贴在警察外围,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保护戴梦岩的安全。一次活动请6个保镖,这在戴梦岩的雇用保镖记录里是不常有的,说明梁士乔对今天的情况有充分的估计。

  一名警察手持喊话器不停地在喊:“请大家往后站,不要妨碍执行公务……请大家遵守公共秩序……请大家散开……请大家注意安全……”喊话器是电声的,声音大,中高音突出,把记者的提问和人群的喊声都压住了,只见许多人在张嘴,却谁也听不清谁在说什么。

  一个中年警察走近叶子农,说:“我是红川公安局的,昨天你跟我们联系过。”

  叶子农说:“是的,我跟你们走。”十几名警察在记者阵与人群中开出一条路,把叶子农带走了。

  警察走后,刚破开的一个口子就被人群瞬间合拢了,戴梦岩、梁士乔、保镖被记者和影迷团团围住。镜头、闪光灯、话筒、提问、尖叫……戴梦岩对这些早已习以为常了,对工作人员和保镖的护卫也习以为常了,她仿佛永远不会失态,永远是星光闪耀的,而梁士乔和保镖却是绷紧了神经,奋力护卫着戴梦岩离开机场。

  戴梦岩被保镖护卫着坐进一辆宝马特保专用车,梁士乔坐在前面一辆开路车里,戴梦岩的后面还有一辆车断后,三辆车驶离机场,而后面依然有记者的车在追逐。

  到了北京宝丽庄园大酒店,保镖一直把戴梦岩护送到人住的套房,完成了这次路途安全保镖的任务。宝丽庄园是五星级酒店,戴梦岩住在酒店6楼,梁士乔与戴梦岩的房间隔了几个房号,也在6楼。送走天鼎保安公司的保镖,梁士开米到戴梦宕套房的客厅。

  梁士乔坐下,说:“能找的人都找了,没人敢膛这潭浑水。”戴梦岩沉默了好久,说:“是啊,清官不吃这套,贪官不吃这口。”梁士乔说:“有个情况,就在5个小时前,正在日本访问的德国NRG民主联盟主席在记者会上发表道歉声明,向叶子农公开表示道歉,说叶子农被宣布为部长的时候,叶子农本人是不知道的,德国NRG联盟在工作程序上有瑕疵,认为只是补办个手续的问题,却忽略了这种认为是单方面的,并不能真实代表叶子农的意志,德国联盟在手续不完整的情况下就把任免名单上报纽约总部,这对叶子农先生是不尊重的。也就是说,叶子农还在飞机途中德国NRG联盟发表了道歉声明。一会儿你看电视吧,好多新闻频道都有播。”

  戴梦岩想了片刻,说:“子农不知道这个情况,也许道歉声明对子农是有利的。”梁士乔说:“北京方面的新闻频道只做了报道,没有评论。香港新闻频道有评论,认为德国NRG联盟选择这个时间是有用意的,一般会认为这是对叶先生的营救。”戴梦岩说:“黑完了人家再来做好人,政治这东西太阴险了。”梁士乔说:“你是艺人,玩不起政治的。”戴梦岩说:“今天来的全是保镖,北京有那么多朋友,一个都没来吗?”梁士乔说:“我没联系他们。这种惹麻烦的事,还是留点余地大家以后好见面。”梁士乔说完站起身要告辞,说,“你先休息吧,回头找个时间我想跟你谈谈。”戴梦岩说:“早晚要谈的,就现在谈吧。”

  于是梁士乔重新坐下,说:“你说过的,你只是跟他接触一下,这还叫接触吗?”戴梦岩说:“以前是,从这次日本餐馆以后就不是了。”梁士乔说:“我在你身上有利益。”戴梦岩说:“我知道,包括所有跟我签约的公司。我也知道从现在起我就算被演艺圈抛弃了,广告、片约、演出……都没了,从此我什么都不是了,我都知道。”梁士乔说:“这些统统可以不计,没有问题,那是你的权利。我想让你明白,不是因为你损失了什么,也不是因为我和那些签约公司损失了什么,是你们之间根本没有可能。用句老百姓最通俗的话说,按你的标准他攀不上你,按他的标准你攀不上他,就这么简单。你和他都适用一句话:攀不上的。”戴梦岩说:“攀什么?我直接抓手里,由得了他吗?其实我到现在都说不清楚,我到底看上了他什么?有种,有担当……太多了。我呢,钱有了,名也有了,我还缺什么?不就缺个靠得住的男人嘛。看看演艺圈,有几个女明星是有好下场的?独身、自杀、被抛弃,真正能过上好日子的还剩几个?我是女人,我有女人的考虑,这次在日本餐馆里我意识到,如果我错过了这次,我就再也没机会了。”梁士乔说:“问题是,抓住了这次,你同样没机会。我怎么都没看出来你是爱他,你是占有。叶子农是可以被谁占有的人吗?你自己信吗?”戴梦岩沉默了好久,说:“让我放手,我做不到。其实我心里什么都明白,但是我想试试。也许有天我想通了,我就给他放生了。”梁士乔说:“我没指望说服你,我只说我该说的。等你冷静了,再想想。如果你改主意现在还来得及,至于怎么挽回影响,我来策划。”梁士乔说完起身走了。

  红川公安局专案组的3名警官在北京警方的协助下,将叶子农带到一个预先安排好的询问地点,北京公安局下属侦查机关的一间审讯室。

审讯室有20多平方米,装有录音、录像设备,审讯台的地面比周围略高一点,对受审专用椅形成了一个俯视的角度。受审者的坐椅是固定在地上的,而椅子上又有固定受审者的特殊器具。叶子农小时候常因打架斗殴进出派出所,没见过这么正规的办案场所,完全不是一张三斗桌两把折叠椅的那个场景。

  房间里只有叶子农和红川公安局的3个警官,叶子农一看,不用说,那把受审椅就该是他的位置了,他就走过去坐下。

  那位在机场跟他说话的警官从审讯台里侧拉过一把高靠背的椅子,放到受审专用椅前面离审讯台一米的位置,说:“不急嘛,先坐这里。”于是叶子农就坐到警官指定的位置。

  3位红川警官在审讯台坐定,负责笔录的警官说:“叶子农,这位是红川公安局刑侦处的沈处长,这位是刑侦大队的黄队长,由我担任书记员。现在我们就你涉嫌组织非法越境的案子依法对你进行讯问,你要如实回答问题,明白吗?”叶子农说:“明白。”沈处长说:“除了笔录,这里还有录音、录像,如果你的话可能对你不利,你可以想好了再回答问题。”这是一个貌似告知被讯问者权利的逻辑陷阱,或者叫讯问技巧。如果你是有罪或是需要隐瞒真相,你才存在“有利、不利”的判断,才需要“想”。如果你回答“明白”,至少间接说明你可能是有罪的。

  叶子农说:“谢谢。我那点事全是日头之下干的,人证、物证一大堆,甭管有利没利都改变不了事实,没啥可需要想的。”

  沈处长说:“那就说说吧。”

  叶子农说:“涉嫌嘛,就是你们有疑,疑什么就问什么。”沈处长并没有直接问叶子农涉嫌组织非法越境的案子,而是问:“你下乡到陕北,对那里的油田很熟吧?”叶子农说:“也不算很熟,村子离油田百十公里呢,又是山路。”沈处长说:“你弄了几把破扳手就开汽车修理厂了,利用价格双轨制和油田的内部结算制度,用内部支票套购国家紧缺物资,以高于调拨价几倍的价格转手向黑市倒卖,一年卷走200多万,走的时候连厂子都不要了,有这事吧?”叶子农说:“乡镇企业找米下锅,怎么能叫黑市呢?一黑市就不叫双轨制了。我给油田修车拿不到钱,只能拿内部支票提实物换钱,内部支票提实物就是调拨价,实物卖给乡镇企业就是市场价,这是双轨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阵痛,我只能适应。”沈处长说:“好一个只能适应,你也真好意思说出口啊。这个不说你有前科,姑且就算你只能适应,那说说红川劳务输出是怎么回事吧。”

  叶子农回答:“就是劳务输出那回事。”沈处长问:“你的工厂在哪儿?你的劳工都在干什么?你在红川订设备,可最后连一颗螺丝也没运走。”叶子农回答:“劳工违约跑了,说明违约金收少了,不足以起到遏制违约的作用,所以工厂开不下去了,投资失败了。”沈处长说:“以你的身份,你觉得这么说话有意思吗?”叶子农回答:“在您告诉我之前,我还真不知道自己有身份。”沈处长说:“你在布达佩斯建什么厂不是由匈牙利的市场决定的,是由中国哪个城市适合组织劳务输出决定的。你为什么选择红川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红川有国际机场,航班直接出境,不受异地海关检查,出境有保障,可以最大限度利用地方保护主义。”叶子农说:“所以叫涉嫌嘛,所以柏林会议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所以要把投资骗局的误解纠正到法律意义的投资成败上来。我告诉他们怎么做是有法律风险的,告诉大家违法的事不能做,要遵守法律,有不妥吗?”沈处长质问:“不违法你规避什么?”叶子农说:“同理,不守法我还需要规避吗?您先看看那音兄有法吗?我守了一个假定的法,守法守到这程度,您告诉我还能怎么守?”

  沈处长沉默了片刻,似乎不经意地问了一句:“你可以不回来的,为什么回来了?”这是一个含而不露的双关语,其指向已经涉及“部长事件”了,如果叶子农有急于政治方面的说明,可能会在“你可以不回来的”这句话上面留意。

  叶子农并没有就此把线索延伸到政治,仍然是就事论事,说:“这话好像在说,你可以不守法的,为什么守法了?”这时一直没说话的黄队长严厉地插了一句:“叶子农,你别太自信了。”叶子农说:“这您可抬举我了,我哪敢信自己呀,我信法律。咱中国是个劳动力资源大国,就业压力将是一个长期的社会问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于有条件出去谋生的就放他们出去,出路一个是一个,这才叫为人民服务。”

  沈处长用手势示意黄队长不要插话,然后平静地说:“你是将军的儿子,你父母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希望你继承他们的遗志,做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叶子农说:“幸亏我有个正义之爹,不然还指不定继承个啥呢。真理靠血缘帮衬,没准儿哪天就面目全非了。”

  张志诚在监控室里通过屏幕看红川警方讯问叶子农的过程,监控室里有十几个人,除了技术人员外,还有几位北京市公安局和该分局的领导。秘书走到张志诚身边,小声说:“问过了,录像资料都准备好了。”

  张志诚看了看表,对身旁的秦处长说:“这儿也差不多了,让沈处长掌握点时间。我先回去,20分钟后把叶子农接到我办公室。”秦处长回答:“明白。”张志诚跟几位公安局的领导寒暄告辞,几位领导一直送张志诚到门外,司机早已在车里待命了,张志诚和秘书坐进车里,汽车驶离公安局。

  张志诚所在的机构位于一条安静的大街上,大门有武装警察守卫,只有符合规定的车辆和人员才可进人。这条大街很宽,却几乎没什么商店,大多是行政机构和社会团体,附近也没有高层建筑,人们习惯地用“行政区”来形容这类地方。

  汽车进人大门,绕过花坛,开到纵深处的一幢很普通的三层办公楼。张志诚下车走进办公楼,到了二楼自己的办公室,拿出钥匙正要开门,一位技术科的工作人员手里拿着一盘录像带疾步走了过来,把录像带交给张志诚。

  工作人员说:“主任,这是您要的新闻录像。带子已经倒好了,直接播放。”张志诚接过录像带,对秘书说:“我这儿没事了,有事我叫你。”秘书和那位工作人员各回自己的办公室了。

  张志诚进屋关上门,尽管刚才工作人员已经说了录像带可以直接播放,他还是装进录像机打开电视检查了一遍,看到了所需要的新闻图像,又把带子倒回原位,这才关了机器到办公桌前坐下,倚在靠背上静思,等着叶子农到来。

  过了20多分钟,有人敲门,张志诚说:“进来。”秦处长和焦干事推门进来,秦处长说:“主任,人接来了。”张志诚起身说:“请。”秦处长对门外的叶子农说:“叶先生,请进。”张志诚礼貌地上前迎了几步,却并没有握手的意思,而是伸手对叶子农示意了一下沙发的位置,客气而平和地说:“请坐。”叶子农就在沙发上坐下。

  秦处长和焦干事把叶子农交给张志诚后就退出办公室,关上门。

  张志诚从饮水机接了一杯热水放到叶子农面前,面对面坐下,微笑着说:“刚才沈处长的讯问我在场,问你为什么回来了和继承遗志这两个问题,是我请沈处长代问的,想看看你对这两个问题的反应。如果有什么失当,我向你表示歉意。”叶子农说:“没什么失当,需要问就问呗。”张志诚说:“我也想说说你,你对红川警方的态度有失当。你是有犯罪嫌疑的人,不能指望警方像贵宾一样款待你。咱要是连这点担当都没有,还出来混什么呀?”叶子农不紧不慢地说:“同理呀,真有罪的人还允许他百般抵赖,况且我没罪,您不能指望一个有坐牢危险的人跟警察还同志加兄弟吧。”张志诚笑笑,说:“你看,给你把椅子,你非往下出溜坐马扎。”叶子农说:“我本来就是个坐马扎的,没敢出来混呢,一直老实巴交过日子。”张志诚把茶几上的烟缸往叶子农的跟前移了一下,说:“你可以抽烟的。”叶子农说:“谢谢。”就果真拿出烟点上一支。张志诚说:“我是经过授权,代表国家机构跟你谈话的。谈话是要有基础的,咱们先来确定一下谈话的基础。咱们人哪,你可以把主义、信仰都抛到一边,但是你不能把你的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抛到一边,如果把这个都抛到一边了,再漂亮的口号都是他妈扯淡。如果你同意这个观点,尊重宪法要求的公民义务,我们就有谈话的基础。”

  叶子农说:“同意。”张志诚说:“有了这个基础,咱们就好谈。你能回来,作为一个中国公民说明你是遵守国家法律的,对此我们表示肯定和欢迎。NRG联盟在国际场合多次提出反华议案,至少在当前阶段是一个具有反华标志的组织,你作为中国公民被该组织宣布出任政治部长,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我们需要了解情况,表达我们的关注。你可以有自己的政治选择,但只要你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只要你还承认你的祖国,我们对你就有提醒、劝诫的义务。即便你不回来,我们也会去柏林找你谈,总是要谈的。”

  叶子农沉静了片刻,抽了口烟说:“不管什么原因吧,总之是我给国家添麻烦了,因为我这点破事耗用了国家行政资源,我很抱歉。”张志诚说:“态度很重要,事实更重要。”叶子农说:“我现在宣布:您是上帝了。您全能一个给我看看?这话就是说:我被宣布了,我就是了吗?”

  张志诚问:“NRG联盟不是一个可以随便的组织,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叶子农说:“吸纳人才,壮大队伍,OR只是看走眼了。”张志诚说:“这不是一个能让人信服的说辞,如果你讲的是桌面上的东西,我需要了解抽屉里的干货。”叶子农说:“没凭没据的东西拿到桌面上站不住,也不地道,抽屉里的东西只能塞到抽屉里,能拿到桌面的也就不用抽屉了。”张志诚说:“你应该清楚,如果你符合限制出境的条件,你将被依法限制出境。这不是威胁、恐吓,是法律。我希望你能对自己负责,把事情说清楚。”

  叶子农把烟头摁到烟缸里熄灭,说:“那就限制出境观。如果按疑罪从有的思维,特大偷渡够判重刑了。该我受的我就受,不想受我就不回来了。”张志诚停顿了一下,平静地说:“真这么有种吗?”叶子农说:“这跟种不种的有啥关系?没种的人就不配有祖国了?”

  张志诚起身去电视机旁边拿来两个遥控器,然后坐回原来的位置,用遥控器打开电视和录像机,摁下录像机播放键,说:“请你看看这个。”

  电视里出现了这样的场景:正在日本东京访问的德国NRG世界民主联盟主席举行记者招待会,现场有1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一名日本记者被指允许提问,这名记者接过麦克风提问,然后由主席台一侧的翻译人员翻译成英语,提问大意是:主席先生,贵联盟不久前宣布侨居柏林的叶子农先生出任德国分部的政治部长,接着就出现了中国警方以涉嫌特大偷渡罪刑事传唤叶子农,请问您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您认为这两者有关系吗?德国NRG联盟主席是用英语回答的,他说:德国分部与叶子农先生有过接触,这个我是知道的,我们也非常欣赏叶先生的才干。我出访以后得知了后续的情况,据我了解,经办人员认为对叶子农的任命只是个补办手续的问题,在没有叶子农本人签字的情况下就随其他人事任免一起报请总部备案,坦率地说以前也有过这样的先例。纽约总部不清楚任命程序有瑕疵,随即当普通新闻登报了。纽约总都对德国分部的工作瑕疵已经提出丁批评,责成我部说明真相,向叶子农先生诚恳道歉。借此机会,我代表德国NRG民主联盟及我本人向叶子农先生真诚表示道歉,并为德国分部的工作瑕疵向公众表示道歉。至于你提到中国警方对叶子农的刑事传唤与部长事件有没有联系,我不了解情况,不便回答。

  张志诚关上电视和录像机,说:“如果这是设计好的,是你心里已经有数的,你觉得你的这点有种还值几个大子儿?”叶子农说:“这不关乎种不种的,剧本就是这么写的,包括了主席先生的道歉和让您这么认为,也包括了让我装爷装孙子都不是。”张志诚说:“戴梦岩四处托关系,开出天价要捞你,这也是剧本里写的吗?”叶子农笑笑,说:“您跟梦姐较什么真呀,她识字儿吗?”张志诚说:“NRG联盟吃饱撑了的?”叶子农说:“这您得问NRG联盟了。”张志诚说:“你这个态度,怎么解决问题呢?”叶子农说:“我人五人六了,一圈儿人都成了妹子,这么划算的事我干不出来,那得缺几辈子的德才能修成啊,我还没修炼到能这么不要脸。”张志诚说:“如果你真是无辜的,我会对报告做技术处理,不会让你为难的。”叶子农说:“这里是国家机构,您是行使国家权力的官员,我作为公民在这种地方说话是不可以说完不认账的,不用谁来做技术处理,这是一个公民对国家的尊重。”

  张志诚沉思了片刻,起身走到办公桌拿起电话,摁了一个号码,说:“我出去,把车钥匙送过来,我自己开。不要保卫,不许任何人跟着。”放下电话,他掏了下上衣口袋看看有多少钱,然后对叶子农说:“跟我走。”叶子农跟着张志诚出了办公室,楼道里很安静,大多数工作人员都已经下班了。走到楼梯口时,正碰上来送车钥匙的秘书和司机,张志诚接过钥匙也没说话就下楼了,秘书和司机跟到楼下汽车旁,眼看着张志诚开车带叶子农走了。

  夜幕已经徐徐降临了,张志诚一出大门就打开了车灯,一路向繁华区行驶。叶子农放下点车窗,点上一支烟,也不问要把他带到哪里。

  几分钟后,张志诚干静地问:“想吃点什么?”叶子农问:“吃的啥饭呢,有说道吗?”张志诚说:“我请客,实打实我个人掏腰包,绝对不入招待费。”叶子农说:“哦,那就吃烤鸭。”张志诚说:“你倒真不客气。”

  叶子农说:“下顿饭在哪儿吃还不知道呢,那还不逮住一顿是一顿。”张志诚说:“不是我抠门,这个点儿吃烤鸭肯定没单间了,大厅里人多眼杂,还是别太招眼了。你再挑个地方,你挑的地方你放心,别说我事先装录音了。”叶子农说:“那就找个快倒闭的饭馆,清静。”

  他们沿街寻找,找到了一家门头气派却异常萧条的饭馆,门口贴着转让的告示,大厅里空空荡荡,服务员们个个都闲得无所事事。他们要了一个包间,随便点了几个菜。

  张志诚给叶子农倒了一杯啤酒,说:“这里不是国家机关,我也不是官员,纯粹是私人聊天。咱先订个规则,就是说了不算、说完就可以不认账的规则。再加上没凭没据,这说完就可以不认账就算搞扎实了。”叶子农说:“你私自把人带出去,万一出点差错你说得清吗?怕是你兜不住吧?”张志诚说:“你知道这个呀?知道你还黑我?”叶子农说:“没黑你,你可以公事公办嘛。”张志诚说:“是孙子我不会放过你,是爷们儿我不会委屈你,不会因为你有不便之隐就不管你死活。国家把我搁这位置不是让我吃干饭的,想不吃干饭就得有点担当。我先把我心里想的告诉你,我今天也有点来气了,我心说:小子,爷今天也犯一回二,我撑着你!我倒要看看你能圆乎个啥人模狗样。”叶子农说:“没啥说的,那我就圆乎圆乎。”叶子农从柏林债权人会议到布兰迪来访,从普林斯送邀请函到与乔治总裁见面,从沃尔斯所谓的面试到红川警方传唤……原原本本将事情叙述了一遍,其间除了服务员进来上菜稍有停顿,几乎全是张志诚在听叶子农叙述。

  听完叙述,张志诚沉默了很久,问:“你还没看题,怎么就断定乔治错了?”叶子农反问:“现在让你否定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你需要判断吗?”张志诚说:“你不能要求每个党员干部都能弄通马克思主义,这不现实。我就基于一个简单的判断,如果别的都行了,中国也就不需要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马克思主义了。我和更多的人一样,我们靠信仰,相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能够发展中国。”

  叶子农说:“那得先声明,可不是俺对您不恭不敬,这个问题它较真不是,凡是懂的不用问,凡是问的说了也未必懂,越不懂越会觉得说的人装神弄鬼。”张志诚点点头说:“嗯,你说。”叶子农说:“凡是能推导出我该签那份合同的原理设置,就必然是有漏的。或者说凡是能推导出错误结论的原理设置,就不可能是究竟的。甭管他的具体设置是什么,都必然是有漏的,只是这么漏与那么漏的区别。乔治设置的相对与绝对的命题,是边见有二,他自己都知道是错的,这个错是个逻辑陷阱,是引导我去承认变与不变的那个命题,只是乔治不知道变与不变的命题虽去二归一了,但也只是出离了边见有二的境界,去二仍着一,并不妨碍一仍有漏,不空嘛。乔治如果出离到了去二不着一,他一定不会叫我去纽约。”

  张志诚又沉默了很久,说:“很哲学,这个我一时还不明白,以后慢慢学习。但是整个事件的真伪,我怎么相信你呢?”叶子农说:“我没要求你相信。”张志诚说:“回答我的问题。”叶子农说:“干吗呀?非逼我说难听的话。”张志诚说:“你哪句话好听了?”叶子农说:“那您就不用相信了,改行吧,您那脑子不适合干这个。”

  张志诚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意,起身说:“请稍等,我去打个电话。”张志诚的车停在饭店门口,他走出去打开车门,坐进车里关上门,拿起车载电话拨了一个号码,接电话的是秦处长。

  张志诚说:“老秦,记位置……枫树林大街……大富豪酒店……马上布置保卫,人到了就送他回去……回哪儿还不知道,待会儿问他……嗯,不能出任何差错……嗯。”

  回到包间,张志诚坐下说:“我叫保卫了,现在这个状态太冒险,约谈期间任何一点小差错都可能会被国内外别有用心的人政治利用,那可就是真的政治事件了。”叶子农说:“那还保卫啥,回吧?你该给我搁哪儿搁哪儿。”张志诚说:“再聊会儿,人到了送你回去。你回哪儿?”叶子农把戴梦岩给他的字条拿出来,递给张志诚。

  张志诚看了一下,说:“我先收着,待会儿还给你,可以吗?”

  叶子农说:“可以。”张志诚收起字条,此刻才稍显放松了一点,他给自己倒了小半杯啤酒,说:“我准备了一堆爱国道理,没用上,我很欣慰。就为这个,我得喝一个。”张志诚所谓的喝一个,不过是象征性地抿了一口,然后把杯子一墩,说:“敢情跟政治没关系,就是奥布莱恩打了一张政治牌。他妈多大点事啊,至于下这么重的手,册呐!册呐”是上海骂人的话,张志诚一生气就顺嘴溜出了一句。

  叶子农说:“我对总裁礼数不周是事实,奥布莱恩在其位司其职也不为错,扯平了大家都踏实了。我不认为那是总裁的授意,我相信乔治先生不至于就这点气度,这么不经意的绝杀也绝非商人的手笔。这事不能被放大了,怕的就是被民众泛政治化,屁大点事都能给你上升到中美关系或民族大义,这咱哪儿担得住啊。”张志诚说:“外界会怎么解读?没准儿连悔过书都能给你杜撰出来,这种事到什么时候都是真相不敌想象。如果你需要,可以给你安排个电视访谈,消除点负面影响。”叶子农说:“我一只蚂蚁无需证,奥布莱恩的存在不可明,证明啥呢?不擦还好,一擦就成真了,连个问号都不是了。这种事就是人有亡斧者,只要这哥们儿找不到斧子,你怎么都是贼。可在这件事里,能让你不是贼的那把斧子是什么呢?就是你得受了,你不受就渡不过去。奥布莱恩是把人给琢磨透了,单从实事求是上说,也算挺马克思主义了。”张志诚说:“你受了,戴小姐也会连带受影响。”叶子农说:“梦姐就是个添乱的,那是女人的特权哪,可再特权也得受因果不是?”张志诚停顿了一会儿,说:“你呀,懒散收敛点,是能为人民做点事儿的。”叶子农笑笑说:“就我这德行去为人民服务,早被人民揍扁了。”

  实际上就在张志诚下楼打电话的时候,这场约谈就己经结束了。两人的谈话已经不再拘于特定的话题。过了不久,他们听到了敲门声。

  张志诚一听敲门的节奏就知道是秦处长到了,说:“进来。”秦处长和焦干事进来,秦处长说:“都布置好了。”张志诚问:“来了几个人?”秦处长回答:“两辆车,八个人。”张志诚把上面有戴梦岩联系方式的字条递给秦处长,说:“带叶先生先下去,给戴小姐打个电话,说我们这就送叶先生回酒店,过会儿请她出来接一下。”秦处长回答:“明白。”然后对叶子农说,“叶先生,请。”叶子农跟着秦处长下楼了。

  张志诚从口袋里拿出笔和一个不大的电话本,在上面写了自己的名字、工作单位电话和地址,撕下来装好,下楼到吧台结账去了。出了饭馆,看见3辆车都停在门口,除了叶子农之外,其他人都在不同的位置站着。

  司机拉开车门请张志诚上车,张志诚说:“我自己开,请叶先生坐我的车。”

  叶子农已经坐进一辆车里了,又被叫出来,坐进张志诚的车里副驾驶的位置。3辆车上路了,张志诚的车被护在两辆车的中间,车速不是很快。车里的气氛很放松,张志诚嘴角挂着淡淡的微笑,说:“我看过你的情况资料,有两个问题一直不太明白,能解释一下吗?”

  叶子农说:“您说。”张志诚问:“你研究马克思主义,怎么去上佛学院了?”叶子农说:“困在境里出不来了,串门儿找个解,其实跟乔治犯的是一个毛病。佛家讲无所住,不讲唯的,那就应该有它不唯不住的道理。”张志诚问:“找到了吗?”叶子农说:“就俩字:出离。一年学了一个字儿,嘿嘿。”张志诚点点头,又问:“给你父母落实政策的时候,你把补偿款和房子全替父母当党费交了,以你当时24岁的年龄还不能算思想很成熟,你在那么艰苦的地方下乡了8年,眼看就要过上好日子了,你哪儿来的那么高的觉悟?真是觉悟高吗?”叶子农一笑说:“那咱还是人吗?直接戳块牌子叫圣人得了。那时候愤青,对共产党有怨气,不想沾你们了。父母有他们的信仰,落实政策也是他们的,我不拿他们的好处,也不继承他们的遗志,当时就这么想的。”

  张志诚停了一会儿,说:“我是个领工资吃饭的,你要是不嫌我清汤寡水,我很愿意能有你这么个朋友,能赏个脸不?”张志诚说着将手伸了过去。叶子农说:“捧这么高,还摔死人不偿命,您这没比奥布莱恩厚道到哪儿去。”张志诚笑了笑,说:“那咱就不赏脸了。我是信仰的,你是研究的,咱坐的都马克思主义的马扎。这个行不?”张志诚再次把手伸了过去。

  叶子农也伸出了手,跟张志诚的手握在一起。

  宝丽庄园大酒店的位置不是很远,说话间就到了。虽然已经是夜晚,酒店围栏外面仍然聚集着不少娱乐媒体和时事媒体的记者,有中国记者,也有外国记者。几个保安人员在停车场的大门守着,禁止记者进入拍照。娱乐媒体的记者蹲守的目标自然是戴梦岩,而时政媒体的记者则试图通过戴梦岩这条线索获取叶子农的消息。

  戴梦岩接到秦处长的电话后提前到酒店楼下等候,这时候她身边已经没有保镖了,只有梁士乔站在她身旁,也有一些酒店的客人远远站在一边观望。

  3辆车开到酒店楼下,秦处长等人先下车,对张志诚的车形成了保卫的态势。蹲守在酒店围栏外的记者终于有了收获,闪光灯亮成一片。

车里,叶子农问:“下车吗?”张志诚说:“等一等。”然后用手敲了两下车玻璃。

  秦处长走过来。张志诚落下一点车窗,说:“把字条给我。”秦处长把字条递过去。

  张志诚接过字条,关上车窗,将字条还给叶子农,沉默了片刻,说:“有句话电影里已经说烂了,可到了该说的时候还得说,你不是孤单的,你身后有祖国。”叶子农说:“可别这么说,是我给国家添麻烦了。”

  张志诚拿出在饭店里写的字条交给叶子农,说:“你要真有我这个朋友,在外面有什么难处别硬扛着,言语一声,也许能帮上点忙呢。”

叶子农收起字条说:“谢谢!”张志诚说:“红川的案子还没结,我不便表态,就在这儿握个手吧,保重!”叶子农与张志诚再一次将手握在了一起。

  张志诚坐在车里,看着叶子农下车后被戴梦岩拥抱了一下,又与梁士乔握了握手,看着他们三人进了酒店。他知道叶子农什么都清楚,不需要他提醒或建议什么。他望着叶子农渐渐消失的背影,心里游离着一种担心。

第二十八章

  乔治难得有闲心看报纸,今天没会客、没会议,案头也没有急需处理的文件,他悠闲地自己到候客室信手拿了几张报纸,候客室的报纸是用来给等待接见的客人打发时间的,他拿了报纸回到办公室,悠闲地坐在办公桌前看报。

  但是,一篇有关叶子农的新闻综述搅乱了乔治的好心情。这篇新闻综述篇幅很长,占了整整一个版面。又转载了大量新闻图片,从叶子龙被公布出任德国NRG联盟政治部长到叶子农被中国警方刑事传唤,从叶子农在柏林被记者围堵到叶子农在北京被警方带走。

  关于叶子农回国应讯,关于德国NRG联盟主席道歉,关于叶子农被国家安全官员送回酒店……叶子农与NRG世界民主联盟的“部长事件”扑朔迷离,媒体猜测版本不一,有先同意后反悔说,有政治蓄谋说,有价码太低说,有迫于刑事遣返说,有懦夫悔过说,有道歉营救说……每种说法都罗列了自己根据,都有一套自己的推理,而不管哪种猜测,都已经使叶子农的平静生活成为不可能,“平静”被一种力量打碎了。

  看完,乔治沉思了片刻,拿起电话对秘书说:“请奥布莱恩来一下。”

  几分钟后奥布莱恩来了,走到办公桌近前。

  乔治把报纸递给奥布莱恩,问:“这是怎么回事?”奥布莱恩看了看报纸,说:“年轻人不懂事,需要有人告诉他要懂礼貌。”乔治说:“我是刚知道的。你呢?布兰迪呢?”奥布莱恩说:“我不用知道,布兰迪知道了又能怎么样?”乔治不满地叹了一口气,停了一会儿说:“如果我们是需要别人礼貌的,那么我们的产业也将是需要礼貌的角色,而主角是不需要额外关照的。”奥布莱恩没吭声,对这个问题报以沉默。

  乔治说:“要道歉,这是必须的。”奥布莱恩说:“当然,这也是一种力量。”乔治想解释这不是力量,也不是道德,但突然就没了解释的兴趣,说:“好了,这件事我来处理,你去忙吧。”奥布莱恩放下报纸,转身走了。

  乔治再次拿起电话对秘书说:“尽快跟布兰迪联系上,请他来一趟,马上。”

  傍晚,正值晚饭高峰时间,布兰迪驱车来到“老九面王”餐馆,停好车被服务生迎候着走进餐厅,餐馆生意不景气,餐厅里只有不多的几桌客人。布兰迪边走边巡视,希望一进餐厅就看到老九的身影,而老九却并不在餐厅。

  布兰迪选了一张桌子坐下,看了看菜谱,对服务员说:“把你们老板叫来,九哥。”女服务员像是非洲的留学生,操一口不太流利的英语说:“老板在里面忙呢,您有什么要求可以跟我说吗?也许我可以帮助您。”布兰迪说:“请叫你们老板来。”女服务员只好说:“好的,请您稍等。”女服务员到吧台跟领班说了几句,领班拿起电话。

  老九来到餐厅,一看是布兰迪,惊讶道:“哟,怎么是你呀!”两人礼貌地握握手。

  老九在布兰迪对面坐下,说:“你可是稀客,想吃点什么?我请客。”

  布兰迪问:“叶先生的事你都知道了?”老九说:“报纸电视都有看,知道。”布兰迪说:“奥布莱恩想表达点什么,搞过头了。考虑到我跟你们有些交往,总裁让我来处理这事,一是向叶先生表示道歉,二是希望还能有补救或补偿的机会。”老九说:“那你找子农啊,找我没用。”布兰迪说:“打电话的方式不够诚意,不恰当的接触可能会引来媒体更多的猜疑。扩大事态或激化、复杂事态,对大家都不好。”老九问:“让我带话?”布兰迪点了一下头说:“是的。你背景简单,媒体在你身上没有文章可做。总裁接见叶先生你是在场的,事实上你也是当事人。最重要的是,我相信你的人品。知道你忙,不会让你白辛苦的,经费我已经带来了,如果签证不顺利我们也可以提供帮助。”

  老九想了一下,说:“既然你说到这儿了,那我也就说了。知道子农出事了,我就想去看看他,签证已经办好了,可总有顾虑。子农你接触过,他这人是有事说事,没事歇着,什么事都来实在的,不是那种问个好的路子。我也帮不上他什么忙,就扛一张嘴过去是不是显得好假呢?我也怕这种时候去看他,会不会是给他添麻烦呢?”

  布兰迪说:“欧洲国家不会欢迎一个被他们认为是反对民主的外国人,一些极端组织和个人对叶先生甚至构成生命威胁。中国民众也不会欢迎一个被他们认为是汉奸、懦夫或叛徒的同胞,他们最憎恶这个,那么叶先生的处境就不难想象。美国是移民国家,对多元文化的包容性要好得多。如果叶先生需要帮助而错过了时机,那不是很遗憾吗?”

  老九说:“这两天我要去趟北京,看看生产基地的筹建情况,去柏林的事我得跟合作人商量一下,她给乔治和子农当过公证翻译,要按在场说她也算当事人。我在北京开店,老板去柏林看一个汉奸、懦夫或叛徒这样的朋友,对北京的生意会不会有影响?我得征求一下合作人的意见,起码得跟人家打个招呼吧。”

  布兰迪说:“我们希望你是作为特使的身份受我们特别委托去见叶先生。”

  老九说:“我见到子农,一定把你的意思带到,这个没问题。我不做特使,不搅和这里面的事,顺便捎个话的事也不用谈钱,当了特使拿了钱,就不是我去看子农了。”

  布兰迪沉默了片刻,说:“好像……只能这样了。那就拜托了,谢谢! ”

第二十九章

  戴梦岩与叶子农出现在首都机场的一幕宣示了她与这个男人的关系,而这个男人曾是国际反华组织NRG民主联盟登报公示的德国分部政治部部长,汉奸婆的帽子就自然落在了她的头上,“汉奸婆”成了她演艺生涯的转折点,而这个转折的标志性事件是正月十五在北京天安体育场举办的元宵节大型文艺晚会,人们对梦姐的失望和鄙视在那一刻爆发了。

  正月十五晚上8点整,座无虚席的北京天安体育场灯光暗下,元宵节晚会在一曲节奏感强劲的小提琴齐奏中拉开了序幕,3位著名歌手演唱之后,主持人报出了戴梦岩的名字和她将要演唱的歌曲,主持人的话音刚落,伴奏音乐就响起,戴梦岩走上舞台。戴梦岩不是专业歌手,却曾多次在大型文艺晚会上有过演唱或当嘉宾主持,都是一些不便推辞的朋友或社会关系邀她去捧场的,她的影迷太多了,她的名字就是上座率,以至于她唱得是不是真好已经不重要了,只要能看见她的身影、听到她的声音,就足够了。

  然而这一次,一切都变了。

  伴奏音乐与观众的骚动几乎是同时出现的,不知是谁怒吼了一声:汉奸婆,下去!这声怒吼像导火索一样引发了更多的人高喊:汉奸婆,下去!转眼间就汇成了数不清的愤怒人群的集体呐喊,虽然也有一部分观众在喊:梦姐,加油!梦姐,我们永远支持你!但是这个声音抵不住成千上万人的集体呐喊,连同伴奏音乐一起被淹没了。

  戴梦岩站在麦克风前没来得及说一句话,饮料瓶、各种水果和其他杂物就雨点般地朝她砸来,而挺梦姐的一方与轰梦姐的一方也开始对骂,随时都有可能激化成一场殴斗,负责晚会安全的警察和保安立刻冲向观众区维持秩序,舞台这边梁士乔、阿英、小江和晚会主办方等六七个人也急忙迅速将戴梦岩护送到后台,骚动的现场笼罩着一股恶性事件的前兆。

  阿英陪着戴梦岩到更衣室换下演出服,穿上便装出来,见晚会主办方负责人张总、晚会安保负责人赵总和梁士乔等人都聚在更衣室门口。

  戴梦岩歉意地对张总说:“张总,对不起。”

  张总说:“人没伤着就好,赵总和梁哥的意见是马上护送你离开这里。”

  赵总说:“场内几万人,没进场的也有几千人,一旦局面失控后果就是恶性的。”赵总的话音未落,他的对讲机就传来呼叫,他急忙问:“什么情况?”对讲机里说:“5号出人口停车场发生群殴,有人受伤。戴梦岩的专车被砸了,后挡风玻璃和两侧车窗全部砸碎,120急救车正在赶来,武警已基本控制局面。天安体育场5号出入口是贵宾出入口,主办方为戴梦岩提供的专车就停在那里。

  赵总问:“交通情况怎么样?”对讲机里说:“门口这段马路堵塞严重,交警止在疏导交通。”张总拿出车钥匙递给梁士乔,说:“让梦岩坐我的车吧。”戴梦岩说:“不了,我就坐那辆,少砸一辆吧。”梁士乔也没接钥匙,说:“出去看看情况再说。”

  几个人簇拥着来到5号出人口,这里聚集了大量人群,警察、武警、保安已经完全控制了现场,戴梦岩等人一出大门就被警方迎上了。

  赵总对警方负责人说:“现在需要送戴小姐回酒店。”警方负责人说:“好的,请戴小姐坐我们的车,我派两辆警车护送。”警方负责人很快安排两辆警车和几名警察,戴梦岩和阿英坐进警车里,在交警的协助下从堵塞的马路辟出一条路。在这个过程中人群里仍不断有人在喊:汉奸婆,滚蛋!也仍不断有人在喊:梦姐,挺住!当载着戴梦岩的警车开走时,人群中发出了“哦……哦……”的胜利哄笑和尖叫,戴梦岩就这样离开了晚会现场。

  警车开到戴梦岩人住的酒店,在酒店大门口停下。

  几名警察下车,一位警察对戴梦岩说:“戴小姐,请多保重,我们就回去了。”戴梦岩说:“谢谢。”警车刚走,小江开着那辆被砸得不成样子的专车也到了,就在戴梦岩身边停下,梁士乔裹着一件保安棉大衣从车里出来,小江也穿着同样的棉大衣。

  戴梦岩关切地问:“冻着了吧?”梁士乔脱掉棉大衣放进车里,拿出自己的文件包,对小江说:“停好车别忘了把大衣拿上去,要还的。”然后对戴梦岩说,“还好,不算很冷,赵总把保安的大衣扒了。”

  戴梦岩对阿英说:“去餐厅订个包间,中餐西餐都可以,我和梁哥单独吃顿饭。订一张明天去巴黎的机票,要白天落地的。”阿英说:“知道了,那我去办了。”说完就进了酒店。

  小江停好车,抱着两件棉大衣过来说:“梦姐,上去吧,外面冷。”梁士乔摆摆手让小江先走了。

  戴梦岩走到被砸的车前仔细查看,这辆高级轿车已经被砸得伤痕累累,挡风玻璃和车窗完全失去了挡风功能,车里到处是碎玻璃。这是一个符号、一个标志,让她深深地刻在了记忆里。她突然觉得自己很渺小,因为操纵这一切的竟是远在纽约的一只老人的手,而她与怒骂她的观众都只是这个老人要教训一下叶子农的连带效应,她与观众连个角色都不是。

  梁士乔等戴梦岩看了一会儿,平静地说:“你在等这个结果。”

  戴梦岩说:“我不能确定一定是这个结果,没结果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梁士乔说:“这下简单了。”戴梦岩说:“走吧,我回房间准备一下,一会儿我们去餐厅。”梁士乔点点头说:“好的。”戴梦岩回到酒店房间,坐在沙发上休息了片刻,重新化妆,换了一套衣服。这时阿英办完事回来了,告诉她餐厅包间订好了,机票也订了。戴梦岩往梁士乔的房间打个电话,然后就出去了,出门前叮嘱阿英:带小江找个地方吃饭。

  戴梦岩出门,梁士乔腋下夹个黑色公文包已经在电梯口等她了,下到一楼,去了中餐预订的包间。这个包间比普通饭店的包间大了很多,每一个角落都彰显着奢华。

  服务员问梁士乔:“先生您几位?”戴梦岩说:“不用管几位,包桌。”服务员问:“请问什么规格的?戴梦岩说:“不用管规格,厨师什么拿手做什么。”服务员说:“明白。”然后退下。

  茶水很快就上来了,接着是啤酒、红酒和几个开胃小菜。女服务员要给客人倒酒,被戴梦岩制止了,说:“你下去吧,我们有话说。”服务员就退下了。

  戴梦岩亲自倒了两杯酒,端起一杯恭恭敬敬放到梁士乔面前,然后端起自己那杯,两手扶着杯子恭恭敬敬对着梁士乔,诚挚地说;“梁哥,我脾气不好,又不懂事,承蒙梁哥不跟我一般见识,咱们合作了那么多年,梁哥也没少受气,我能有今天真的很感激梁哥。今天我敬梁哥一杯,以前我有什么做得不上路也请梁哥原谅了。”戴梦岩说完,恭恭敬敬地把这杯酒喝了。

  梁士乔没动酒杯,笑笑说:“梦岩,这就给梁哥踢了?”

  梁士乔说:“那是你的判断。”戴梦岩凄然一笑说:“演员嘛,总有谢幕的一天,只是我没想到会走得这么难看。我没用了,如果梁哥拒绝我什么,我不会怪你的,我懂。”“如果梁哥拒绝我什么”这句话就已经告诉梁士乔,她将有事向他求助。

  梁士乔仍旧一笑说:“你都懂了,那梁哥吃什么?如果梦姐可以用时代这个词,那不是结束,是刚刚开始。梁哥这些年鞍前马后,自问没怠慢过梦姐,你不能一抬脚就踢了。叶先生没被抓,情况就逆转了,只要叶先生不是汉奸,你就不是汉奸婆,只要你不是汉奸婆你就倒不了。不管外界怎么猜测,真相终究是真相,等你重返圈子的那一天,你今天这点委屈可就值老钱了。你这杯酒太贵,梁哥喝不起,我还指望跟你发财呢。”戴梦岩说:“这种时候还往好处想,你敢,我不敢。”

  梁士乔说:“不回香港是对的,否则看你的人会把门槛踩破,至于是看朋友还是看笑话就难说了,也没必要去分了。”这时服务员上来几道菜,戴梦岩和梁士乔都没心思动筷子。

  戴梦岩沉静了好一会儿,说:“子农在柏林有危险。”梁士乔点点头。

  戴梦岩说:“我担心子农的安全,自己也想要点脸。不管是汉奸婆还是爱国婆,都知道我是婆了,现在我不是婆才是最大的笑话。”梁士乔没说话,而是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放到戴梦岩面前。这是一份服装商标转让合同的复印件,该商标在香港、英国、法国都有注册,合同条款已经拟好了,转让金额是260万港币。

  梁士乔说:“不能说商标不值钱,也不能说商标值这个钱,值不值要看你需要那份签证的程度了,而且不能保证叶先生到了巴黎之后不被驱逐。”

  戴梦岩非常意外,下意识地问:“有把握吗?”梁士乔说:“联盟道歉,中共放人,然后联盟和中共都保持沉默,营救说、汉奸说、共产主义分子说,哪一说都无从求证,这就是上家肯接这单的原因,如果按营救说叶先生就是联盟的人,既然这个理解能挣钱,那法国人当然就按这个理解了,理解错了再纠正,驱逐就是了。只要不是很烫手,钱不是完全没用的。”戴梦岩说:“你早就想好了。梁士乔说:“于交情于利益我都要想,你就当我舍不得你这棵摇钱树吧。”

  戴梦宕看着那份复印的合同,感激地说:“梁哥,谢谢。”

  梁士乔笑笑说:“梁哥够意思不是这次办成的,而是上次没办成的,上次为了捞叶先生就差给人磕头了。我不是非要拆散你们才痛快,我倒真希望是我看错了,你跟叶先生的关系总比你嫁到豪门退出演艺圈符合我的利益。”

  戴梦岩说:“你觉得子农会去巴黎吗?”梁士乔说:“以叶先生的为人,只要签证不是问题就没有问题。况且,去是结果,不去也是结果。我最担心的,是叶先生到了巴黎的安全。”戴梦岩点点头,说:“我懂,只要子农在巴黎出事,我就是祸水。”

第三十章

  方迪提前20分钟来到首都国际机场,一直等到接上老九。

  老九一见面笑着寒暄说:“等久了吧。”

  方迪说:“没有。来,我帮你拿行李。”说着要去接老九的行李。行李只是一个不大的旅行包,应该只是一些随身用品,并不是很沉。

老九拎包的手本能地退避了一下,说:“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出了航站楼,方迪把车开过米,老九没有直接上车,而是打量了一下车子,这是一辆黑色皇冠3.0轿车,崭新的,还没挂车牌,挡风玻璃上贴着临时牌照。当老九要上车时,方迪马上去拉开后车门,好像是在伺候老九上车。

  老九诧异了一下,说:“我坐前面,说话方便。”说着自己拉开车门上去。

  方迪发动车,驶离机场。

  老九问:“为啥让俺坐后面?对九哥不放心?”

  方迪淡淡一笑说:“九哥想哪儿去了,我是觉得后座是领导位置。”

  老九说:“哟,这可不像你呀。”

  方迪问:“先送九哥去酒店休息?”

  老九说:“先去看你买的房子,看看你下了多大决心,然后再看别的。”

  方迪说:“那就不顺路了,看完房子还得折回去,看完机器、场地还得再折回来,多了个往返。”

  老九说:“哦,那就按顺路的。”

  一路上气氛有些沉闷,老九不问话,方迪就默默开车,问话也是问一句答一句。老九察觉到了方迪的情绪异常,也不便多问,就不说话了。方迪把音乐打开,缓解一点由于两人都不说话造成的不自在,就这样一路沉闷着到了雷师傅的机床加工作坊。

  汽车开进院里,雷师傅见有人来了就出来招呼。

  下了车,方迪客气地介绍道:“雷师傅,这是我们领导,从美国来的,刚下飞机,来看看面条机的情况。”

  雷师傅热情地与老九握手,说:“好,好,我带你们去看。”

  进了大车间,有3个工人正在各自的车床前干活,其他的车床都没开。模拟手撰面条机的整体框架已经出来了,连动轴和受力板还没装。

  老九围着机器看了看,问:“什么时候能转起来?”雷师傅说:“下个月就能转起来,但那只是传动部分,离能用还需要点时间。”老九问:“有困难吗?”雷师傅说:“没困难,就是个工夫。现在用的是报废卡车的曲轴,等定型了以后就改用定做的曲轴箱了,有了曲轴箱其他都简单。”老九拍着机器说:“我的事就指望它了。”雷师傅说:“放心吧,保证你能用。要这么简单的东西都做不成,会被人笑死的。”方迪说:“雷哥,商标申请注册了,我报了‘老雷家’、‘雷哥’、‘雷师傅’、‘雷府’四个商标,看哪一个能通过初审,你再等等。雷师傅说:“不急不急,让你费心了。”老九说:“这次来时间仓促,下次来我请雷师傅出来坐坐。”雷师傅说:“不用,不用,方小姐跟我表妹是老同学,都不是外人。”老九跟雷师傅聊了几分钟,话到了,礼数也到了,就说:“雷师傅也挺忙的,我们就不打扰了,那就多辛苦您了,拜托!”

  雷师傅客气地说:“我这里条件太差,也没啥可招待的,那我就不留你们了。”一番客套之后,方迪和老九离开机床加工作坊,继续沿北外环向西行驶。

  快到预选的生产基地厂址的时候,方迪说:“九哥,前面路南那个大门就到了。”老九等车子接近大门了,说:“先不进去,停路边,我看看大的卫生环境。”于是方迪把车停在路边,而且是路的北边,与大门还隔着一条马路。两人下车,老九举目四望,观察这一带大的卫生环境,毕竟是食品生产基地,如果大的卫生环境不好,那就不是一家企业之力可以解决的问题,而卫生问题对于食品生产企业是关乎生死存亡的。老九看过之后,对这里的环境没有提出异议,或者说还是满意的。

  方迪拿出一张北京市交通地图铺在引擎盖上,一边比画一边解释:“我们现在的位置在这里,前面有个主干道的路口,往南5公里就是准备租店面的区域,我买的房子也选在了这个位置,先方便管理母店了再说。将来的连锁店选址我认为不必向市中心过于纵深,避免挤成一疙瘩窝里斗,既要考虑人口密度也要考虑半成品的运输路线,尽量选择从外环切人的路线,尽量避免在市中心拥堵的地段穿梭。

  老九点点头,说:“走,进去看看。”两人上车,方迪在公路上把车调了个头,在大门口停下。院子大门紧锁,门头上“星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招牌还在。

  方迪下车拿出钥匙打开门锁,一边介绍说:“这儿原来是一家生产便携收音机的小型乡镇企业,其实就是把外面加工和采购的配件拿回来组装,市场不认这个牌子,关了。这是区武装部的熟人介绍的,院子是村委会的。”走进院子,老九里里外外看了一遍,院子是长方形的,北侧靠公路是一排平房,依次往西数是传达室、厂长办公室、财务室和3间宿舍共6间房子。西侧是两间大点的房子,牌子上写着材料库、成品库。南侧是两间更大的房子,牌子上写着组装车间、包装车间。

  老九看完,站在院子中间环视着说:“不错,不错,组装车间改成生产车间,装12个大灶没问题,包装车间改成面条房,材料库和成品库全改成冷库。”

  方迪说:“九哥要是满意,那我就签了。”老九问:“能签几年?”方迪说:“最长15年,这是村委会的态度。村主任说了,要不了15年这里就可能变成繁华区了,也许五六年这里就拆迁了。”老九说:“那就签15年。”方迪说:“好。”

  老九指着那排平房说:“有些能办的事就先办了,像床、铺盖、桌椅、电话。灶具和冷柜你不懂,下次我来办。”方迪说:“明白。”看过生产基地选址,方迪开车从主干道的路口左拐往南行驶,走了不到两公里,路西透过围墙看到一片别墅区,一幢幢排列整齐的独立别墅宣示着一个阶层的领地,再往前就到了别墅区的东大门,门头宽阔豪华,写着“北丽别墅”四个金字。

  方迪在大门旁边停下车,说:“如果生产场地确定了,再如果母店的位置确定了,我考察了母店与生产基地之间的住宅区,可能这个地方最适合九哥安营扎寨了。”老九说:“我是来创业的,对本地风俗也不了解,住这样的房子影响好不好啊?”方迪说:“以中国的发展势头,特别是北京,别的赔不赔钱我不敢说,就买房子我能肯定不会赔钱,而且能挣钱。九哥是外商啊,九哥的行套也是员工信心的一部分。”

  老九说:“先看看母店位置再说吧。”于是方迪继续往南行驶,走了十几分钟进人繁华区,路口多了,红绿灯也多,到处都是店铺,到处都是车辆、行人,所有国际大都市该有的这里都有了。方迪驶进一条东西走向的商业街,在路北一家名叫“阿林粤菜馆”的餐馆门前停下车。

  方迪说:“店面谈了3家,我最倾向这家。这是北京市招商办的朋友给介绍的,这家是国营店,承包期到4月20号,3月31号之前必须定下来,否则就视为放弃。5月1号可以交房,承租3年以下的免谈,承租3年以上的免一个月房租,算给装修时间,装修不管什么规格都不抵扣房租。现在没到营业时间,晚饭可以进去看看。”老九问:“你为什么倾向这家?”方迪回答:“因为地段、面积、租金、交通都合适,这么说吧,如果不是很硬的关系是拿不到的,而且你是外资,引进外资是有政绩的。如果我能决定,我宁肯调整生产基地也不放弃这个店面。现在我感觉全世界的商家都往北京挤,找一家合适的店面太难了。”老九说:“你了解北京的情况,派你来就是相信你。”方迪说:“我认为尤其这个母店应该争取签到15年。”老九说:“我没意见,你放手去办。”

  看过机器、生产基地、北丽别墅、母店选址,剩下的就该看方迪的房子了。方迪也没再多说什么,继续开车往前走,不远就是丁字路口,汽车左转上了另一条主干道,行驶了一段距离又拐进一条街道,车子进人一个名叫“天街新村”新建小区,在一幢楼前停下。

  方迪说:“九哥,到了。”楼道入口有铁门,需要输入密码才能打开电子门锁。老九在方迪开门时环顾了一下这个小区,应该算一个很小的小区,四幢楼围成了一个长方形,中间是一片花园,像一座被放大了的四合院,每幢楼前都停着几辆中高档轿车,这里的住户构成也可见一斑。

  老九跟着方迪上到三楼,一进屋就闻到了一股新房装修特有的气味,全都是新的。方迪没有准备男式软拖鞋,老九也就不用换鞋了,大号的棉皮鞋踩到木地板上吮吮作响,光洁的地板上一步一个脚印。客厅有20多平方米,空空荡荡,只有一张茶几、一组沙发和一个饮水机,茶几、沙发和饮水机上的标签还没来得及拿掉。

  方迪说:“九哥先坐,我去拿茶具。”老九坐下,只把旅行包放旁边,尽管房间有暖气也没脱棉衣,显然没打算久留。

  方迪从厨房搬来几个大小不一的包装箱,在茶几旁边拆箱,原来是一套功夫茶具,有竹制茶盘、随手泡、杯子、盖碗、接水桶,完整一套。

  老九说:“不用忙了,我就是来看看房子,看看你下了多大决心,看一眼就走。”方迪说:“那怎么行,九哥到我这儿连口水都没喝上,那我还混不混了?”老九说:“我还不知道呢,你也喜欢功夫茶。”方迪说:“哪儿呀,我喝白开水,又省钱又美容。这是专门给九哥准备的,接到你电话我就赶快去买了,领导来视察得有水喝呀。”

  老九说:“从一见面我就看你不大对劲,也不好问。”方迪说:“有压力呗,所以要小心、谨慎,千万别有什么闪失。我这协议也签了,钱也借了,房子车子也都买了,已经是华山一条路了。”老九问:“你反悔了?哥是没用的。”“咱们认识6年了,没见你有什么变化,可你到红川一个月就改变了,像换了一个人,红川那一个月才是对你有用的。”老九困惑地说:“我越听越糊涂了,咱有话敞开了说行不?”方迪做出一个勉强的微笑,说:“这还听不出来?我就是告诉九哥,我都明白,知道该怎么做,我这是向九哥表忠心呢。”老九有点急了,站起来说:“你这是咋了?九哥咋惹着你了?”方迪迟疑了许久,沉静地说:“我没想到九哥先来北京,我以为你会先去柏林呢。”老九想了一想,突然明白,说:“你是说我看子农有麻烦了,不,是没用了,就一脚踢开了。你看到我这样对待朋友,你害怕了。”方迪说:“兔死狐悲嘛,谁能保证自己没点闪失呢?时时刻刻都得保持对人有用,这对任何一个人都有难度吧?某一刻没用了怎么办?换作你不紧张吗?”

  老九惊愕地说:“天!你把九哥当成啥人了?”方迪说:“再往功利点说,咱这摊子马上就要真金白银往里扔了,叶先生那脑子不是咱们能修炼出来的,以后真有事了怎么张嘴?”老九愣了片刻,突然心里踏实了,也不急了,坐下,从上衣口袋里拿出护照,翻到有德国签证的那一页,展开放到杀几上,往前一推说:“你自己看吧。”

  方迪腾出手,拿起护照看。老九说:“你想想子农的事是哪天见报的,看看签证日期,申请签证需要多长时间你是了解的,你自己算算。”方迪一看,笑了,尴尬而又高兴地说:“哟,九哥,那是我错了,大错特错了!我也就纳闷呢,九哥不是那种人哪。”“有顾虑,这下我也放心了。”方迪放下护照,问:“怎么会对我有顾虑呢?”老九说:“有人骂他是汉奸,如果我去看他被记者拍到了,那就是汉奸的朋友在北京开餐馆,会不会对生意有影响?影响生意的事你会同意吗?”

  方迪坐到一侧的单人沙发上,问:“叶子农是汉奸吗?”

  方迪说:“那咱也按最自利的说,真相总会清楚的,我相信不会很长时间,国家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总受委屈,也不会让一个爱国的女明星就这样断送了艺术生命,而咱的餐馆也不是马上就开业的,也需要时间。即便你被记者拍到了,即便餐馆一时受影响,等将来真相大白了,你九哥就是另一个形象,餐馆的受益一定会大于一时受损。”

  老九说:“这个我可没想过,也想不到那儿去。”方迪笑笑,说:“屋里有暖气,你先把棉衣脱了。我这就把茶具洗出来,好好给九哥敬杯茶,这回不是巴结领导,是给九哥赔不是。”老九脱下棉衣放到一边,过去给方迪帮忙,把茶盘、导水管和水桶装好,把随手泡电热壶的底座通上电。方迪到厨房洗好电热壶、杯子、盖碗,拿出铁观音茶,又用一只新水壶从饮水机上接了大半壶纯净水。一切准备就绪,就可以烧水泡茶了。

  泡茶自然是老九的事,在等烧水的工夫,老九说:“来之前,布兰迪找过我。”老九三言两语把布兰迪来找他的情况大致讲了一下。

  方迪听完,说:“这个表态只有态度意义,没有实际意义。九哥是了解叶先生的,你觉得他会去求助美国人吗?”老九说:“不会。那我也是美国人。”方迪说:“你是持美国籍的中国人。”老九笑了笑,说:“其实这也是我的一个顾虑,子农这人啥事都讲来真的,我又真帮不上他啥忙,就扛一张嘴过去也没实际意义,假不假呀?”方迪说:“你去看朋友,这就是真的。你没拿布兰迪的钱,这也是真的。”这时水烧开了,老九娴熟地泡茶、洗茶、再泡、打沫,一道盖碗倒出两杯茶,用茶杯夹子分别将两杯茶放进茶托。

  方迪双手拿起茶托,举着这杯茶敬给老九,说:“九哥,我错了,给你赔不是。”老九挥挥手说:“哎哟,行了,你折腾啥呀!”方迪嘿嘿一笑说:“那九哥原谅我了?”老九再次挥挥手说:“啥原谅不原谅的?喝你的茶吧!”于是,之前的沉闷就在老九的挥手之间烟消云散了。

  方迪喝了一口茶,沉静了片刻,说:“九哥,可能我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对有些事会比较敏感,要是有什么话说得不合适,九哥别介意啊。”老九说:“哟,你用这方式开头,估计这事小不了。没关系,你说。”

  方迪说:“叶先生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么多年,应该有不少笔记之类的东西,以他现在的处境,你觉得这些东西放在他身边安全吗?”

  老九想了一会儿,说:“你这一说还真是个事呢,可我跟他提这事……十有八九会碰个钉子,他这人吧……咋说呢,好像啥都不在乎。”

  方迪说:“他不在乎,你作为他的朋友也不在乎吗?其实谁都看得出来,叶子农的处境是有危险的,万一他有不测……我不该说这个……古今中外,好多事当时都不算个事,可以后就成了说不清的事。文稿、笔记是最能说明这个人的证据。”

  老九也显得紧张起来,说:“你越说我越觉得这事严重了。”方迪说:“这些东西和他的人一样,随时都有可能遇到不测。你左右不了他这个人,但是把他最重要的东西转移出来是能办到的,既然他不在乎,那东西放在柏林与放在北京是一样的嘛。你能把人带回来最好,房产委托律师、侨会、使馆都可以处理。如果人带不回来,至少也得把笔记带回来,带上东西直接飞北京,不能带到美国。”

  老九看着方迪许久,说:“这些事你考虑很久了吧?”方迪笑了笑,说:“九哥这么器重我,那我还不得好好表现哪。”老九说:“到底是那种家庭出来的,考虑问题是不一样啊。”方迪马上转移了话题,问:“九哥,房子你都看了,你看我这决心够不够啊?”老九说:“这房子也就百十平方,说不上雄心壮志,还行吧。”方迪说:“我觉得已经很过分了,开40万的车,住这么大的房子,不得了呢。钱只花了一半,还有一半存银行吃利息了,也不能为花钱而花钱哪,起到制约的目的就行了。”老九说:“这次来看了看,很好,一看就是动真格的了。”

  方迪说:“九哥,我什么事有过假的?再说从签字借钱的那一刻就动真格的了,怎么现在还存在动真格的问题?”老九说:“谭瑞华来找过我,了解你的情况。如果谭董事长要承担你的违约责任,是完全有能力的。”方迪明白了,问:“他怎么找到你的?”老九说:“没问。”

  方迪说:“虽然我不是军人,但骨子里流的是军人的血,没有言而无信那一说。”老九问:“商标的事有消息吗?”方迪回答:“已经申请了,初审需要点时间,在等。”老九说:“我那边再有一个月操作流程和量化数据就差不多了,既然店面和生产基地已经定了,那就按你的建议买套房子吧,去生产基地也方便。”方迪说:“九哥的车先不买呢,外资有优惠,等注册了公司看免税额多少再说。”老九说:“你理解见路不走,知道咱要咋挣钱的原理,除了灶具、冷柜这些比较技术的东西,其他的你都放手干。”方迪点点头,说:“我听九哥的。”

  老九看着房子说:“看样子还没住人呢。”方迪说:“就这两天吧,抽空把冰箱塞满就行了,得吃饭哪。”老九问:“你家人怎么看这事?”方迪说:“他们只知道我实习,我说我给九哥的纽约公司当实习总经理呢,这也是事实呀,其他他们不知道,我想等摊子正式铺开了再跟他们谈。”老九说:“这可不是小事,要早谈。”老九并没有察觉方迪自从谈完了叶子农的事就不看痕迹地转移了话题,不知不觉谈起了筹建公司的事。


《天幕红尘》作者:豆豆 第二十一到三十章-采编:苏造办智慧商显15510033533
第二十一章自从乔治总裁接见过叶子农之后,那个场面像刻在奥布莱恩脑子里让他挥之不去,他陷人了一种情绪里,心情不是一般的不好,是很不好。他是总裁的高级顾问,高级顾问是什么角色?就是高级智囊。作为总裁最信任的人,这让他感到失职,也感到羞辱。乔治对布兰迪去柏林的结果都在意了,怎么可能对这个结果不在意呢?只是不说罢了,毕竟这不是一件让人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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